鲁迅逝世。全面抗战爆发，众皆西迁。原在鲁迅的身边那拨人也纷纷往西走。其中有萧军、萧红、冯乃超，也有张光人，他的大名是胡风。
那时候胡风到了武汉。武汉已是大本营，有文人，也有武人、官人和商人，也有革命者。其中就有董必武，他是胡风的老乡，和胡风相熟。胡风开始办《七月》。——直到拥有了《七月》，胡风才开始真正有了自己的力量。《七月》是大家的刊物，但基本上却只有胡风在那边苦撑着。那时阎锡山在山西办了个“民族革命大学”，希望吸收进步青年去学习，且来武汉聘请教授。萧军动心了，他拉着聂绀弩等同去。同去的还有萧红、端木蕻良、艾青和田间。直到走的时候，他们谈到《七月》，似乎才感觉到《七月》的重要了。胡风在苦撑，苦撑待变。
差不多的时候，极孚人望的周恩来到了武汉。他不但负责办事处的工作，还代表共产党参加国民党的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任副部长。这一来，第三厅就成立了，厅长是郭沫若，也就是作文艺宣传的，下面设了一些处。一大批闲得慌的文化人这下可有事做了。按说事情也应该有胡风的一份，可是因他不曾拥护“国防文学”，很是遭到王明的惦记，因此，胡风也就被动了许多。好在很快就成立了“文协”。为联合各方面力量共同抗日，文协把方方面面的人都请到一起来了。一次开理事会，连新月派的陈西滢也来了。冯玉祥在家中请他们吃饭，一菜一汤一饭一水果，经济可口。在会上，胡风当选为常务理事，负责研究股。他是副主任，主任是郁达夫。此外，还有总务股老舍、组织股王平陵、出版股姚篷子。实际的负责人是老舍。很多会都是他掏腰包请客。好在《骆驼祥子》的作者高产出、高收入，要不可真要了他的命。
有次邵力子请吃饭，于右任来了，周恩来也来了。胡风又一次见到了周恩来。差不多这时，有人为他编辑出版了第二本论文集《密云期风习小记》。
胡风继续办《七月》。曾向《七月》投稿过小说《严玉邦》的黄既黄树则，虽则通过几次信，但一直不曾晤面。这次他到武汉，找到了胡风。原来他是天津医学院毕业的医生，能写出这样的小说，且在刻画人物方面颇见功力，这很是不易。双方见面都很高兴。他和胡风谈到伤病医院的情况，那里对伤病没有一点政治教育，他很失望，又说起想到延安去工作。胡风将其要求和吴奚如说了，吴很高兴，说延安非常需要受过专门训练而又有觉悟的医生。不久黄既来信告别，说将奔向自己愿去的地方了。
重庆“民族形式问题”争点及其反复
《七月》停刊又复刊，相隔几近一年。停在武汉，复在重庆。重庆那时是陪都。
《七月》是胡风的大本营，是他的力量和奔头之所在，他也借此扶持了一批新人。他编刊物，写文章，顺便还在大学教点功课。生活是忙碌的，忙得没有闲工夫去忧愁。不跑警报时，仍得天天去上班。一次去访周恩来，周恩来询问起胡风的工作情况，胡风就将为争取出版《七月》所遭遇到的重重困难告诉他，现在不得已要找个不愿与之合作的老板合作。周答应帮忙。《七月》很快起死回生。
一日下午，天正炎热，忽然，董必武老前辈辛苦地爬上胡风所在三层楼阁来看他。董老谈到这次从延安来，周扬托他带口信，请胡风到鲁迅艺术学院当中文系主任。董老问他愿不愿去，并说那里的年轻人很多。胡风有些吃惊，心想，周扬怎么会想到他？二人之间还有些问题没有解决，今后怎么相处？……他想到这儿有些犹豫，只说：“让我考虑一下吧，再说延安人才济济。”董老说：“多一个人多一份力量嘛！”胡风私底下对人说：有他在，我还去干什么？
到下午四五点时，警卫员送来周恩来的亲笔信，约他面谈。当夜见到，胡风趁机将自己对工作的看法都说了，最后说，留在外面至少可以给国民党一点不痛快，可以揭露他们的鬼蜮和伎俩，让他们不能随便欺骗人民……。周也说：国民党地区也需要能够公开出面的人，不一定非去延安不可；这事由我向他们说明一下，你留下吧。同时，周给了胡风一个任务，就是劝说梁文若不要同吴奚如搞恋爱，对党的影响不好。朱惠不同意和吴奚如离婚，以群也不高兴。周说：你和他们双方都很熟，都是你的朋友，你还是多向他们做做工作。胡风答应了。不久，梁文若自己找来了。胡风将组织上的意见告诉她，并劝她要冷静点，不要再发展下去了，这样对你们双方都不好。想不到她不但不听劝，还不把这当回事，甚至很得意地说：组织又怎么样？蓝苹的恋爱，最后组织上还不是得批准？
他向周恩来汇报与梁文若谈话的情况，并说她拿蓝苹的婚姻作借口。周恩来说：这是别人的事，我们不谈。周沉吟了一会儿，又说，那你找个时间约以群来见我。胡风带以群去见时，以群表现得很冷静，爽快地答应了和梁分手，并向周恩来提出愿意到前线去访问。
后来以群从前线回到重庆，周在一次会上提出让以群在文协工作，要胡风和老舍商量安排。于是以群一直住在文协的宿舍，俨然成了五十号（八路军办事处）的联络员。吴却从此失去了周的信任。虽然和梁结了婚但被调到桂林，后来二人重又失散，恋爱就此结束。这也是吴一生不幸的转折。而以群则一帆风顺十几年，直到“文革”期间在上海跳楼自杀。而他的问题又追到了早已离开上海作协、在宁夏教书的梁文若身上。梁只好一死了之。
胡风每次进城，都要抽时间到五十号去找陈家康、徐冰。陈是他的同乡，且是武汉大学肄业，谈话用乡音，他很是受用。陈在当时是难得的年纪轻轻就能向冯友兰叫板的哲学里手，却也是日后异常可惜过早地结束自己哲学生命的才俊。不过这都是后话了，斯时斯地的他，英文甚好，古文底子也深，喜爱文艺，学识渊博，不愧为周公的秘书。
五集第三期《七月》上发表了两个新人的小说，其一就是《“要塞”退出以后》，署名“流洪”。胡风觉得对方很能写，但也看出很多地方受了阿垅的影响，便回信指出一些不足之处，并约来见了面。——这应该是文学史上一个历史性的会面：一个腼腆的小青年，来到了重庆首屈一指的文学评论家眼前。他看上去还不到二十岁，那样的年幼。看着这小青年，胡风感叹：小小年纪，居然有如此的生活，如此的敏感，和如此的天分。如果有可能的话，他是应该成为大作家的。这人就是路翎。
处在困境中的路翎开始专心写小说以自救。越写越好，越写越精彩，几乎每期《七月》都有他的作品。这个《七月》，哪怕仅仅成就了此人，就足以自豪。
那时是兴开会的，延安开过文艺座谈会，倡导民族的大众的新文艺；重庆就要开民族形式座谈会。五十号周围的人差不多都过去。胡风也去了。但会上多是向林彬等在说话，胡风只带了耳朵。后来在北碚参加文协座谈会时，他见到了高长虹。这个曾与鲁迅纠缠的著名人物，已成为干瘦萎黄其貌不扬的小老头。如今年近五十，一事无成，且孑然一身，他唯一的拥有，就是人们大量的同情。
11月8日，胡风收到郭沫若电报，说是第二天要开文化工作委员会，要请胡风和吕振羽参加。这个委员会是不久前国民党撤销了郭沫若的第三厅后成立的。周恩来将胡风和吕振羽都放在这个会里。胡风是专任委员，有一份军米，他的吃饭问题遂得解决。
回到乡下，胡风编就了《民族形式讨论集》，将论战双方的文字汇集起来。而后，他又写了论集的题解和自己的论文《论民族形式问题》的前记。而后，他根据早已搜集好的关于“民族形式”的文章开始写作《论民族形式问题——民族形式问题的提出、争点和实践意义》。一气呵成，还写了后记。写作过程中，他没有对向林彬透露一句，只给了吕振羽看。吕激赏不已。最后，文章分上下编，分别在葛一虹编的《中苏文化》和沈志远编的《理论与现实》上发表。一直自视甚高的向林彬原以为胡风会同意他的某些论点，今朝看到胡风对自己的观点全盘否定，十分丧气。文中，胡风对党员作家、左翼作家很不客气地加以指名道姓的批评。理论问题往往也是人事问题，有人对此介怀不忘。后来在万众声讨时，有人就说：胡风当时就骂尽了中国作家！
当时的胡风还不知这许多。他异常重视自己发现的那棵好苗子——路翎。路翎工作的地方离胡风不远。由于与矿工们有了接触，他的创作题材越来越宽广，越来越深刻。他们已像一家人了。有时他过来，就留下吃饭，或是几个炒鸡蛋，或是到对面小铺去买几根麻花当下酒菜。他说话，他听；他创作，他评论；他给他理论指导，他用创作来支持他的理论，配合得很好。
局势日非，重庆风声渐紧，周恩来已经在酝酿安排文化人转移了。纷乱之中，胡风加紧写作，赶写完了《抗日民族革命战争与新文艺传统》。当选第三届文协理事后他赶去重庆参加茶话会。会后访问周，周说还是决定让他去香港，要他做好准备下次带照片来，已在办证明文件了。那是1941年的4月。那个晚上，他找到五十号。主人不在，于是留宿在那。半夜，主人叫醒他，说来晚了很抱歉，并交给他一百美钞和若干法币，还说：可惜没有港币了。他要走了，可还是放心不下《七月》。见到聂绀弩时，就把路翎、阿垅介绍给他，希望他们合编下去。
香港、桂林与重庆“在混乱里面”
在香港，胡风见到了夏衍。夏是文艺方面的领导人，他约人写了一本指导性的理论文集，却没有约重庆来的人写，连茅盾都没有约；而文集中的主要论点是抗战文艺上只有各种流派而没有主流，连五四以来的新文艺传统都不提。胡风对此很反感。对此反感的当然不止于他。主要负责人廖承志准备开一次文艺方面的扩大会议，谈谈这些问题。会前，叶以群还来给胡风打气，要他讲话，并说茅盾也准备发言。
会议由廖承志主持。大家发言时，都只说几句不痛不痒的话，胡风原以为茅盾会提一些意见，没想茅的话更是无关紧要。他再也坐不住了，就说：党花了那么多大力气把这些人弄到香港来，但来后不团结鼓励大家多做点工作，反而争个人影响，闹矛盾，怕别人做事，这是违反党的要求的。夏没有反驳，红着脸听着，平静地作辩解。黄药眠立即反应，保卫夏。双方争吵起来。
胡风自此待得不长。但他见到了乔冠华，还丢失了路翎《财主的儿女们》的初稿。
而后局势再变，他又得走了。中途他在桂林待了将近一年。原本只是自然风景圣地的桂林，此时已然成了文化之城，这里有地下党的负责人李亚群、张友渔、邵荃麟，也有聂绀弩、彭燕郊等。当时的桂林，人称茅盾为茅公，也有人称胡风为胡公。在这里，他还看到当年念大学时敬仰的前辈，《少奶奶的扇子》的作者熊佛西，熊公已年近半百，但和一女学生打得火热，二人同住。胡风和他很谈得来。
3月14日晨，他们启程回重庆。冯乃超为胡风约定了见周恩来的时间，见面时，胡风简单谈了在香港脱险的经过，并没有把香港的工作情况详细汇报。周在郭沫若家召集了一次从香港回来的人们聚会，会上，胡风忍不住谈起夏衍在香港的一些做法，虽未指名，但谁都能听得出来。一向对夏有意见的茅盾此时却一声不吭，只有胡毫无顾忌地把心里所想全说出来。周不动声色，由他说去。
不久，刘百闵派人送来了蒋介石见来宾调查表。5月13日下午3时，这批接见的五人中，有胡风、茅盾、钱纳水、沈志远等。由张道藩带他们去蒋的住处。是个别接见。蒋一边和他谈话，一边拿小本做记录。蒋先问他是哪里人，在哪里留学等等。胡风说：“在日本留过学。”“是帝大？”“是庆应。”蒋“哦”了一声，说：“庆应是名牌大学啊！好的，好的！”又问他对日本的看法。胡说：日本是外强中干……在愚民教育下的国民，虽能被反动政治玩弄于一时，并不能使反动政治最终达到目的。蒋就没有再问，只是说了一声：“为国家，啊……”点点头。他认为到此就算完了，于是站起来，蒋也站起来，二人握手。这次会谈只有短短的三两分钟。茅盾则不一样。当蒋介石问到对“拙作”《中国之命运》的看法时，茅立即答曰：“委员长主持百年大计……。”后来，周恩来提到这事时，胡风只说了一句“我觉得蒋介石的表情像个老太婆”，至于别的就没有再说。
不久召开了一次座谈会，是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是部重要文献，别人读，胡风也读了。但他不是作为党内文件来学习，而是作为一种文艺观点来体会的。这次冯乃超约了十几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