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中央初到延安时，作为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延安没有任何摄制电影和图片的机构，甚至没有照相机和摄影机。
1936年前后，曾有个别外国和香港的自由记者包括埃德加·斯诺夫妇到达陕北拍摄了少量资料。后来，根据地很快被国民党严密封锁，中外记者皆不得进入，中国共产党、八路军和革命根据地的抗战形象得不到正面的宣传和广泛的传播。
为了真实地宣传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积极地宣传抗日，党中央决定创建中国共产党自己的电影队伍。
周恩来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亲自选择了左翼电影人———著名进步导演兼演员袁牧之和摄影大师吴印咸，在香港购买了一架二手的16毫米摄影机和稀有的电影器材。
1938年，享有国际声誉的荷兰纪录电影大师约里斯·伊文思计划去延安，拍摄敌后游击战争的纪录片，却因国民党当局阻挠而未能成行。当得知党中央正在筹建的电影团即将开赴延安时，伊文思冒着风险，将自己的“埃姆”35毫米摄影机和几千英尺胶片赠送给即将成立的电影团。
有了这两架摄像机和电影器材后，吴印咸又尽倾私囊购买了三架照相机，延安电影团具备了拍摄电影的基本条件。在周恩来的安排下，袁牧之和吴印咸化装成八路军战士，随武汉八路军办事处人员来到延安。
1938年8月，八路军总政治部电影团在延安成立，为八路军总政治部唯一的直辖机构，总政治部副主任谭政兼任电影团团长。最初，电影团只有7个人，之后又调来徐肖冰等从事过电影和爱好电影的同志，地址设在大砭沟口南侧的半山坡上。
从此，在中国西北贫瘠的黄土高原，在延安的山沟里，几位电影人，凭借一些简单的电影器材，在延安异常艰苦的物质条件下，开始了对延安抗日根据地红色历史的电影和图片记录，开创了人民电影事业的先河。
首部纪录片的拍摄
延安电影团成立后，立即开始了由周恩来在武汉就确定的长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的拍摄工作。
1938年10月1日，电影的第一组镜头在黄帝陵开拍。在国家危亡的历史时刻，《延安与八路军》这部电影从这里开始，把中国共产党“誓为抗日救亡之先驱”的决心昭告天下，动员人民奋起抗战、誓死保卫祖国、捍卫中华民族的尊严。
电影团摄影队完成了在延安的拍摄后，随即奔赴八路军的敌后抗日根据地。
在1939年以后的一年多时间里，摄影队靠两条腿跋山涉水，栉风沐雨几千里，穿越敌人的层层封锁线，走遍了八路军所辖的晋绥边区和晋察冀边区等抗日前沿，拍摄了大量珍贵的电影素材和图片。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大夫救死扶伤的电影资料和经典照片，就是此行在晋察冀根据地拍摄的。
不幸夭折的影片
《延安与八路军》的拍摄工作完成后，摄影队返回延安。
鉴于延安条件有限，党中央决定派电影团负责人袁牧之和创作《黄河大合唱》的著名作曲家冼星海二人赴苏联进行电影的后期制作和音乐的创作，并考察和学习苏联先进的电影制作和管理，为中国人民电影事业发展做准备，毛主席在杨家岭为二人饯行。他们携带35毫米的电影素材，历时半年多，于1940年底到达莫斯科。
然而，在电影尚未完成制作时，苏联就遭到德国侵略，《延安与八路军》的底片和样片在战争混乱中不幸散失，使这部本应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部电影就此夭折了。冼星海也于1945年病逝于苏联。
极其幸运的是，同期拍摄的少量16毫米电影素材因制作技术原因未带走，得以保留在延安，尤其是保留了白求恩大夫的全部电影素材，使我们今天可以看到1938年秋至1940年初，延安和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宝贵历史图像。
电影团以后又拍摄了《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九一运动会》《南泥湾》（原名《生产与战斗结合起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等20余部延安时期的重要活动和资料影片。尤其是影片《南泥湾》，记录了三五九旅把南泥湾从荒山开垦成“陕北江南”的过程。
延安电影团的成员们，克服了胶片有限和非正常感光性能的困难进行拍摄，克服了没有现代电影后期制作条件的困难，使用延河水、手工、日光、摄影机进行影片的洗印、拷贝，完成了中国共产党第一部电影的摄制，为延安大生产运动留下了完整的图像资料，也为后人理解“延安精神”保留了真实的历史影像。（刘妮作者为延安新闻纪念馆原馆长）
《延安电影事业的开端》相关参考资料:
延安电影团 新闻、延安游击队 电影、延安市事业单位考试、贵阳延安电影院、延安时期党的建设、延安的植树造林、延安好玩的地方、我的青春在延安、延安精神的主要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