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0月24日0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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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汉口，既可以欣赏到欧洲新古典主义风格的建筑，又可以看到密密麻麻的贫民区，对一名充满好奇心的新闻记者来说，可谓一片乐土。何克给家里写信说，这是“世界上最有意思的地方”。
原标题：1938年，何克说汉口是“世界上最有意思的地方”
“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盟友，中英两国人民相互支持、休戚与共，谱写了中英友好的历史佳话。我们不会忘记，英国曾经向中国提供了宝贵的经济和道义援助。一位中文名字叫作何克的英国记者，积极投身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不仅撰文揭露日本侵略者暴行，还担任陕西双石铺培黎学校校长，为带领学生向安全地区转移付出了年轻的生命。”
——2015年10月20日，国家主席在英国女王欢迎晚宴上的祝酒辞
习近平在英女王国宴祝酒辞中称赞了他
何克写的《我看到一个新中国》
《黄石的孩子》剧照
何克在中国的墓碑，上部有“工合”运动的标志
中国人为艾黎、何克（左）立的雕塑
习主席提到的这个名叫何克的英国记者，与武汉有一段不解之缘；电影《黄石的孩子》，讲的就是他的故事。有趣的是，此“黄石”非湖北黄石，而是陕西凤县双石，外国电影制作者把“双”的音错成“黄”。
在汉口剑桥毕业生做了战地记者
何克出生于一个英国中产家庭。他从剑桥大学毕业后，1938年2月跟亲戚一起抵达上海。他本来只想待两个星期就回国的，可是他被那些在困境中顽强生活的中国百姓所吸引，很快成为《曼彻斯特卫报》的记者。一个月后他辗转到了汉口。
1938年的前10个月，汉口成为了中国战争信息最密集的地方，也成为外国记者、外交官和特工人员最渴望到达的地方。
在汉口，既可以欣赏到欧洲新古典主义风格的建筑，又可以看到密密麻麻的贫民区，对一名充满好奇心的新闻记者来说，可谓一片乐土。何克给家里写信说，这是“世界上最有意思的地方”。
他很快在一处环境优雅的教会里落脚，周恩来也经常去那里喝茶、跟记者们聊天。周恩来还定期在八路军武汉办事处跟记者会面，表示会尽其所能将最新消息告诉大家。在西方媒体眼中，周恩来是一位充满魅力而且极善言辞的人。
何克还结识了住在这里的斯诺夫妇和史沫特莱。不久，何克做了合众国际社兼职记者。
在汉口，他第一次发现自己真正处于随时可能被点燃的火线上。一批又一批的日军轰炸机编队在汉口上空飞过，展开大规模轰炸。那阵子，何克白天研究武昌、汉阳城的疟疾、霍乱、伤寒等致死疾病，晚上则外出报道在空袭中的伤亡情况。每天往返长江两岸，他发现三镇已经不堪战争和疾病的摧残，“在道路两边被炸毁的房屋废墟中行走，空气中充斥着木制品发霉的味道，还有石膏和碎石的尘土味道。简易的帐篷随处可见，一位老妇人在被炸毁的老房子的废墟周围喃喃自语。”
走延安探秘它为何吸引知识青年
1938年6月，何克悄悄坐火车离开汉口去北方。国民政府早前下令禁止任何西方国家记者采访延安。
他到了，坐上一辆红十字会的卡车向延安进发。年轻的乘客们坐在一大堆货物和行李中间，何克第一次强烈感受到了共产党对青年巨大的号召力。他们眼睛里闪烁着坚定的光辉。他那时汉语很不流利，但结结巴巴的交谈，也足以让他认识到这群年轻人心中充满理想，为拯救国家而奔赴延安。
大多数外国记者都发现蒋介石的政府极其腐败。国民政府内从高级部门到地方政府，欺诈和办事不力随处可见。蒋介石部下的军官对待下属大都冷酷无情，对新兵尤其如此，仅仅把他们当成军队里的苦力。
何克在汉口看到的贫穷、疾病，和延安一派欣欣向荣的新气象形成鲜明的对比。他到延安的第一印象是，镇中心像伦敦公园：宽阔的阅兵广场上进行着篮球赛和足球赛，一大群人站在旁边观看，裁判的哨子时不时地吱吱响。路边，士兵骑着马来来去去。卖茶水和面条的小摊给这个小镇又添加了一点节日的气氛。
他在延安待了三个星期，对这里严明的纪律、简朴的生活印象深刻。他发现，从中国各地以及新加坡、新西兰、赶到延安的许许多多学生并不都是共产党员，只是他们相信八路军。
1938年7月，何克回到了汉口。城市已陷入一片恐慌，传说日本人马上要攻城了。日军的空袭持续不断，民不聊生。在8月底日军逼近的时候，大约有75万人逃离汉口。他一直坚守在城中，见证了汉口最后的撤退。
去日本寻找其种族优越感的根源
1939年3月，何克到日本后写了篇《现代朝圣》的报道，探究日本人的精神信仰。
他到了东京西南290英里的广岛半岛的伊势，那里有日本最著名的神道神宫。
伊势的两座神社是日式风格的简单木建筑，矗立在树木茂密的山脚，相隔几英里远。神社在伊势镇的郊区，杉树环绕，隔绝了白天的嘈杂和夜晚的街灯，独自静谧。为了给朝拜者营造宁静、和谐的气氛，这里的石子路打扫得一尘不染，精心裁剪的树木，清澈的小溪……
穿过神社外墙，人们可以进到内部朝拜。据他估计，那一年头3个月，这两大神社的参拜人数就达到了96万。这意味着日本730万人口中，大约有一大半人每年都来参拜一次。每一个日本人在有生之年至少要来这里参拜一次。
那又是什么驱使日本军队在中国犯下野蛮的、灭绝人性的罪行呢？
朋友告诉何克，日本想通过大规模屠杀平民和炸毁他们的家园和各种设施，来挫败整个中国的士气，他们向士兵灌输中国是“半野蛮民族”，永远达不到日本的文明程度，当然可以任意屠杀。
回到中国后，何克去了邢台，在那里采访了共产党将领朱德、聂荣臻。
1939年9月何克到达宝鸡，在那里报道中国工业合作社，参加工合工作，管理培黎学校。最后把年轻的生命献给了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