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2016-11-1109:43:27来源：求是理论网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是近年来学者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特别是在2012年，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周年之际，一些学者借所谓的“王实味问题”来歪曲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本文试图结合史料，实事求是地叙述延安时期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特别是与文艺知识分子的关系，以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
1943年4月22日，新华社播发了一篇关于延安对文化人的工作的经验介绍的广播稿，总结了抗战后延安对文化人的工作，主要是对文艺工作者的工作，并将其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抗战初到陕甘宁边区文协第一次代表大会（1940年1月）。在这一段时间内，有许多文化人来到延安。因当时大后方环境还比较好，去前方也容易，文化人中有留在延安工作的，有去前方工作的，也有在延安住一段时期仍回大后方的。当时我们党忙于抗战，对文化人的工作一般是招待及帮助其上前方。第二个阶段，从边区文协大会到文艺座谈会前（1942年5月）。在边区文艺大会上，***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并把它作为团结进步文化人的总目标。但是对于这个方针，当时许多做文化工作的同志并未深刻理解，文委亦未充分研究使其在实践中落地，只是片面强调了文化人的特点，对他们采取自由主义态度。当时大后方形势逆转，去前方困难，于是在延安集中了一大批文化人，他们脱离群众、脱离实际，某些人还对革命有模糊观念，加之内奸破坏分子暗中作祟，所以在延安的文化人中暴露出了许多严重问题。第三个阶段，从座谈会到1943年4月。在这一阶段，主要是学习***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并在文化人中展开讨论，从思想上教育和改造他们，采取具体步骤把他们动员到实际工作中。
总体来说，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可以分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大力吸收
中国共产党一直高度重视知识分子在中国民主革命中的特殊作用。一二·九运动爆发后，***在瓦窑堡会议上称赞知识分子是“民族解放斗争的先锋”。抗日战争后，中国共产党更加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1939年5月，***在纪念五四运动20周年的演讲中，指出：中国青年“起了某种先锋队的作用，这是全国除开顽固分子以外，一切的人都承认的。”（《***选集》第2卷，第565页）同年5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宣传工作的指示》，强调：估计到中国文化运动在革命中的重要性，各级宣传部必须经常注意对于文化运动的领导，积极参加各方面的文化运动。在必要时，可吸收一部分文化工作的同志，在党区委、省委以上的宣传部下组织文化工作委员会。6月，***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的报告和结论的提纲中指出：“要保护革命知识分子，不蹈过去的覆辙。没有革命知识分子革命不能胜利。”“工农没有革命知识分子帮忙，不会提高自己。工作没有知识分子，不能治国、治党、治军。政府中，党部中，民众运动中，也要吸收革命知识分子。”（《***文集》第2卷，第233页）6月25日，总政治部发出《关于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和培养新干部问题的训令》，明确指出，由于工作开展，老干部不足，吸引革命知识分子参加军队工作，成为目前干部政策上一个重要任务。要求：大批的吸收纯洁的革命的知识分子参加下层工作；经常考察留心他们思想的动向，及时引导他们向健康的道路上前进；了解并发挥他们的特长；用一切方法逐渐提高他们的组织观念纪律性与坚定性。
1939年12月1日，***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中强调：“在长期的和残酷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在建立新中国的伟大斗争中，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才能组织伟大的抗战力量，组织千百万农民群众，发展革命的文化运动和发展革命的统一战线。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选集》第2卷，第618页）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他再次强调：“他们在现阶段的中国革命中常常起着先锋的和桥梁的作用”。“革命力量的组织和革命事业的建设，离开革命的知识分子的参加，是不能成功的。”（同上书，第641页）1940年12月，***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对党内的指示《论政策》中，要求：“应容许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教育家、文化人、记者、学者、技术家来根据地和我们合作，办学、办报、做事。应吸收一切较有抗日积极性的知识分子进我们办的学校，加以短期训练，令其参加军队工作、政府工作和社会工作；应该放手地吸收、放手地任用和放手地提拔他们。”（同上书，第768页）1942年整风期间，***再次强调了欢迎知识分子的重要性：“对文化人、知识分子采取欢迎的态度，懂得他们的重要性，没有这一部分人就不能成事。……任何一个阶级都要用这样的一批文化人来做事情，地主阶级、资产阶级、无产阶级都是一样，要有为他们使用的知识分子。”（《***文集》第2卷，第432页）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由于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旗，实施民主政治，制定了大力吸收知识分子的政策，使陕甘宁边区成为指导中国抗战的“圣地”，吸引了成千上万的爱国知识分子，怀着抗日救国的满腔热忱和寻求革命真理的激情，如潮水般地涌入延安。著名诗人柯仲平1939年写了一首诗真实地反映了为什么大量热血青年奔赴延安：“青年，中国青年，吃的小米饭，延安穿的麻草鞋，为什么你要爱延安？青年回答：我们不怕走烂脚底板，也不怕遇上‘九妖十八怪’，只怕吃不上延安的小米饭，不能到前方抗战，只怕取不上延安的经典，不能变成最革命的青年”。“割掉皮肉还有筋，打断骨头还有心，只要还有一口气，爬也爬到延安城。”据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统计，1938年5月至8月，经该处赴延安的知识青年就有2288人；全年总计有1万多名青年从八路军西安办事处获准去延安。
到延安的知识分子中，有许多文艺知识分子。到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前的1942年，主要有：丁玲、艾青、周扬、李初梨、周立波、田间、郭小川、冼星海、成仿吾、萧军、刘白羽、何其芳、严文井、陈荒煤、沙汀、卞之琳、徐懋庸、光未然、李焕之、钟惦棐、杨朔、周而复、贺绿汀、贺敬之、华君武、高长虹、王朝闻、古元、江丰、彦涵……等等。茅盾、老舍也曾经到延安小住、访问。茅盾当时准备在延安扎根，儿女都带在身边，儿子沈霜在陕北公学文工队和西北文工团工作，女儿沈霞在女子大学就读。
对于到延安的文艺知识分子，中共中央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和热烈的欢迎。1936年10月，丁玲到达延安的当晚，中共中央就专门为她举行欢迎晚会。***、周恩来、洛甫（张闻天）、博古（秦邦宪）亲自与会，***在会后还专门为丁玲赋词。
二、团结尊重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远道而来的知识分子，采取了团结尊重的态度，政治上一视同仁，工作上放手使用，生活上关心照顾，具体表现为：
第一，政治上高度关心知识分子。***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及陕甘宁边区党政军负责人，经常挤出时间看望来延安的知识分子中的代表性人物，征求他们的意见和建议，鼓励他们为边区的建设事业和中国的革命事业做贡献。在实际工作中，根据知识分子的特长和志愿，及时安排他们到各种类型的干部学校进行培训，让广大知识分子接受马列主义和革命理论教育；各类单位，积极吸收有技术专长的知识分子作为技术骨干；积极帮助他们加入中共党组织。
陕甘宁边区让知识分子充受民主权利。1941年10月，边区参议会第二届选举和聘请的仅自然科学研究会的参议员就有：赵一峰（边区政府建设厅工业局局长）、鲁之俊（国际和平医院院长）、巴苏华（印度援华医疗队医生）、翁远（八路军制药厂主任）、何穆（中央医院肺科专家）、金茂岳（中央医院妇科主任）。
以***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多次下达文件，要求全党高度重视知识分子，学会与知识分子合作。为了团结广大知识分子，***提出：“我们要求我们的同志，在军队、政府、教育、民运、党务各方面工作的同志，对文学艺术工作者，不论是低级的还是高级的，要采取欢迎的态度，恰当的态度，对他们的缺点要采取原谅的态度；而在文艺家方面，对于工农兵的缺点也是要采取原谅的态度。有缺点，不原谅是不行的，将来一定还要有问题。一些知识分子、文艺家不和我们做朋友，这不只是知识分子、文艺家这一面有缺点，一些部门一定也有缺点，也有问题。中央关于知识分子的决定发表以后，还有好些问题没有解决，所以需要像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一样，天天讲，使得在军事、政府、党务、经济、教育各方面工作的同志，对文化人、知识分子采取欢迎的态度，懂得他们的重要性，没有这一部分人就不能成事。”（《***文集》第2卷，第431-432页）
第二，工作上大胆使用知识分子。1942年7月13日，陕甘宁边区政府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精神，提出：对于军事家、工程师、技师、医生等各类人才，一律以他们的专门学识为标准，给以充分的负责工作，如工厂厂长、医院院长等，而不是以他们的政治认识为标准，对他们给予充分的信任。对于广大文艺知识分子，充分发挥他们的文艺才能，让他们组织各类文艺团体，举办文艺杂志，成立各种教育研究机构，自由地发表作品。
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领导下，广大知识分子，特别是文艺知识分子，在延安、在根据地找到了自己的用武之地。正像《解放日报》社论《欢迎科学艺术人才》中所指出的：只有在抗日民主根据地的边区，特别是在延安，他们才瞧见了他们的心灵自由，大胆活动的最有利的场所。在延安，不拘一切客观条件的困难与限制，各种文化活动在蓬蓬勃勃地发展。科学和艺术受到了应有的尊重。在抗日的共同原则下，思想的创作的自由获得了充分保障。艺术的想象，与科学的设计都在这里发现了一个可在其中任意驰骋的世界。
第三，生活上优待照顾知识分子。延安时期，由于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地处偏远山区，经济发展水平非常落后，再加上又处于战争时期，特别是在1941年至1942年最艰苦的时期，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双重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使得陕甘宁边区几乎到了没有衣穿、没有饭吃的地步。就是在这种条件下，中国共产党竭尽可能从生活上优待照顾知识分子，使他们能够安心工作。陕甘宁边区政府为了保证知识分子的生活待遇，在分配经费的排列次序上，常常是生活费第一，事业费第二。边区政府几乎拿出财政的三分之二用于保障生活，使当时的6万多“公家人”能够享受各种待遇（5万人是一般生活标准，1万人享受差别待遇）。为了优待技术干部，中共中央还制定了《优待文化技术干部条例》，规定“物质优待的标准依照其能力学识的程度规定之，要使他们及其家属无生活顾虑，专心工作。对于特殊的人才，不惜重价延聘”。当时一般技术人员的待遇均高于党政机关干部（当时中央政治局委员津贴每月仅10元）。
中国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生活上的优待，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的重视和尊重，也充分调动了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推动了边区的文化建设。
三、教育改造
中国共产党在对知识分子团结尊重的同时，为了更好地发挥知识分子在中国革命中的特殊作用，使广大知识分子树立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实现与广大工农群众更好地结合，实现由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到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转变，在为工农兵服务的过程中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和人生理想，也对他们进行了教育改造。
广大知识分子到了延安，爱国热情是很高的，好多人是抱着追求革命的理想到延安的。但很多人的世界观还是小资产阶级世界观，一些知识分子还与一些工农干部产生了矛盾，面临如何与工农结合，如何为工农服务的问题。不少知识分子由于对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的表现不满，相信共产党是真心抗战的，所以到了延安，但同时有的人也总是以一种理想化的眼光看待延安，要求延安。
上述这些问题在文艺知识分子中表现尤为明显。在整风运动之前，大部分文艺工作者世界观中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常常不自觉地表现出来，并同革命利益、工农干部发生矛盾。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