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尚昆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曾专门提到由他组织领导的中共中央机关的三次大搬迁：“我从接替李富春同志的工作以来，已经经历过两次大搬迁：一次是从延安撤到晋西北，一次是从晋西北东进到西柏坡。那两次，都是骡马驮运和两条腿走路，还要防备敌人的骚扰和空袭。从西柏坡进北平，是第三次大搬迁。”
我们在２００７年《党史博览》上发表的《杨尚昆初掌中央办公厅》中，已经比较详细地叙述了从延安到晋西北、从晋西北到西柏坡两次搬迁的情况，而第三次搬迁，对中共而言意义更重大、更深远，事务头绪更繁杂，筹划部署也更持久、慎重和周密，在此也有必要对这第三次大搬迁作更为细致的描述。
中共中央机关迁入北平的大搬迁一事，早在１９４８年与１９４９年之交就有所议论，但究竟什么时候动，具体日子一直没有定下来。但鉴于前两次大搬迁都是由杨尚昆组织指挥的，此次不管还是不是由他全权操持，杨尚昆首先感到自己有义不容辞的责任，所以他不能不考虑在前，并提前有所准备。
到了１９４９年１月中旬，杨尚昆感到“形势发展迅速，移动有提早之可能，需积极作这种准备”。他随即于１月１９日，派中共中央直属供给部副部长范离前往北平，勘察中央机关进入北平后的驻地。
１月２７日这天，杨尚昆又约中共中央直属供给部部长邓典桃等长期负责中央机关后勤工作的相关人员，就准备大搬迁的问题，商议了一番。
当天晚上，杨尚昆到周恩来处，将准备大搬迁的议论和部署等情况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告诉他：中央已有大致意向，“时间大约是下月中旬，政协筹备会预计将于那时召开”。
周恩来还说：“中央意见是让克农先去北平，负责布置一切，你仍然殿后。各部门究竟先走若干人，还有待商定。”所谓“殿后”，就是西柏坡这边有涉及“搬家”的工作，确定由杨尚昆统管。杨尚昆随即以周恩来的名义，给在北平的彭真、叶剑英和中央军委作战部副部长兼第三局局长王诤发去密电，通知他们开始启动迎接中共中央机关的大搬迁事宜。
就在那一段日子里，中央成立了“转移委员会”，由周恩来亲自主管。杨尚昆遂让在前两次“搬家”时组织档案转移的中直党委副书记曾三，和自己一起负责具体事务。从那时起，有关“大搬家”的事情，杨尚昆就直接向周恩来汇报，同周恩来商议。一些涉及高层的调度，例如调成建制的部队担任警戒等，则由周恩来直接部署。也是经过周恩来同意，杨尚昆打电报给四野的林彪、罗荣桓，要他们派１００辆十轮大卡车到西柏坡，参加“大搬家”的运输工作。
对这次大搬迁的重视，还可以从***的一番话中感觉到。他说：“党中央进北平，这是一桩大事，政治意义十分重大，是党和军队胜利的历史上最有意义的事情，一定要计划和组织好。”
对这类“搬家”的具体事务，***原本是不怎么过问的，因为这些事情平时都由周恩来和有关部门安排得妥妥帖帖，用不着他操心。可这次他破例说了这么一番话，称之为“最有意义的事情”，强调一定要做好，这说明从最高层已把搬迁这件事提到非同一般的高度。因此，杨尚昆为此殚精竭虑，面面俱要想到。
２月１日，杨尚昆约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新华社社长的廖承志，以及时任新华社副秘书长的祝志澄等人，一起商讨了在大搬迁过程中的广播问题。“搬家”期间运输所需的车马粮秣、后勤保障、通信联络、安全警戒、住宿和接应等问题，杨尚昆已同有关负责人作了商议筹划，基本在自己的控制之中，他觉得问题不大。但如何保障在这期间中共中央的声音仍能不间断地向全国发出，这让杨尚昆担心。
新华广播电台原来设在延安，撤离延安时，先在瓦窑堡过渡了一段，后考虑到电台的功率大，容易被敌人的测向机发现，于是搬迁到了太行山区。这次向北平的搬迁，涉及到工作的交接、搬迁中的广播、到北平后的安置等一系列事务，不作周密部署，很难保证不出问题。杨尚昆感觉有关负责人还没有意识到此次搬迁的繁复，尚未对可能发生的问题作充分的估计和准备，所以他请廖承志予以关注。
与廖承志、祝志澄谈完后，恰巧中央军委铁道部部长滕代远、副部长兼铁路护运司令员吕正操、东北野战军铁路纵队司令员兼东北铁路修复局局长黄逸峰等三人来到了西柏坡。从石家庄到北平的铁路线此时已经被我方掌握，因此“大搬家”将动用铁路运输力量。在那些天里，杨尚昆几次同他们碰头商议铁路的运输及安全等问题。
２月１日下午，即将奔赴北平的李克农又来到杨尚昆处，与他商议大搬迁的先遣工作。杨尚昆对李克农感慨道：“自延安从李富春同志手中接过中央办公厅的领导之责起，３年来均在‘搬’与‘安’二字上工作。而此次移动则大有不同：一，由农村到城市（而且是大城市）；二，时局正在最紧张的关头，不如延安的偏安，也不如三交时之安宁，指挥工作是一刻也不能中断的；三，北平是局部和平而得解放者，未经清洗，一切微生物（中外的）都很多，应当引起最高的警惕。”杨尚昆所说的“微生物”，是指部署、残留和流窜到北平的隶属不同系统和方面的敌特人员。
不久前，赴北平作了一番勘察的范离已经返回西柏坡，并将他在北平勘察驻地的情况向杨尚昆作了汇报。他总的感觉是，北平城里的情况比较复杂。北平方面也认为，中央机关如果一进北平就驻扎城内，安全警戒条件不成熟。听完范离汇报后，杨尚昆与邓典桃等人又作过一些商量。
长期主管特情工作的李克农，通过自己的系统对北平的复杂情况已经有所掌握。他告诉杨尚昆，北平是国民党华北“剿总”的所在地，原来就特务机构林立：有国民党政府的国防部保密局、二厅、党统局，华北“剿总”二处，阎锡山的特务系统，还有美英的国际间谍，有多达八个系统的特务。另外，随着西北战事的推进，辽沈、平津战役的胜利，从东北、华北和西北也有大量特务流窜到北平潜伏、暗藏下来，很难在短时间里查清楚。特别是北平是和平解放的，国民党在北平的党政军机关虽然被我方军管或宣布解散，但社会政治环境一时还来不及清理。
杨尚昆和李克农都感觉到，清理出一个局部比较安全的环境，是中央机关进驻北平前的一项重要工作。因此两人很快达成共识，中央机关到北平后，起码在一段时间里不宜驻扎在城里。
杨尚昆把周恩来介绍的两个人安排到李克农那里／李克农与叶剑英、彭真商讨后，认为香山可作为中央机关进北平后的临时驻地／老警卫吴烈率一六○师再次担起保卫党中央的重任
２月１日晚，杨尚昆和李克农一起到周恩来的办公处，将他们议论和已经形成的共识作了汇报。他们在谈论中一致认为，中央机关的此次大搬迁和安置，是一项不同以往的重大政治任务，一定要做到万无一失。周恩来对中央机关进北平后“驻地暂放在城郊为好”的设想表示同意。随后，他确定李克农于２月３日动身去北平，以加强北平清理敌特和迎接中央机关的准备工作。
为了协助李克农在北平的工作，杨尚昆决定让中共中央书记处特别会计科科长赖祖烈、中直供给部副部长范离随李克农一同前往北平。２月２日，杨尚昆和李克农、赖祖烈、范离一起，对他们到北平后要办的各项事宜、如何更好地协调又作了详细研究。
这一天，周恩来介绍了两个人给杨尚昆，杨尚昆随即安排他俩到李克农那里报到。这两人一个是专门从事扫雷工作的，一个是搞无线电专业的。杨尚昆要他俩随李克农到北平，参与中央机关驻地的安全检查工作。为了驻扎地的安全，要对驻扎地可能隐藏的爆炸物及窃听装置进行仔细、全面的探查和清除。
在随后的几天里，杨尚昆与时任中共中央社会部第二室主任、中央卫戍司令部参谋长的方志纯，谈了迁移中应准备的事项。还约邓典桃就移动的计划、运输力组织、物资处理及人员调动等，作出一系列决定。
在李克农离开西柏坡后，杨尚昆陆续收到了他从北平发来的电报。李克农在北平，同叶剑英、彭真就中央机关进北平后的驻地问题作了几次商讨，他们都认为城内的警卫难度比较大，当时国民党军飞机的作战半径还覆盖着北平，城内防空袭条件也很差，建议先以离北平城区２０公里外的香山为中央机关的临时驻地。
在有了这一设想后，李克农和时为北平警备司令员的程子华一起到香山进行了勘察，传过来的消息称香山一带林木葱郁，环境幽静，利于防空隐蔽。香山有座慈幼院，有几处现成的院落，中直机关５０００多工作人员大体可以在那里安置。另外，曾任北洋政府国务总理的熊希龄在香山有座别墅，可作***的临时住所。
２月９日，李克农又发往西柏坡一封电报，对中央机关进北平驻香山有了一个更具体的安排。为了保密，此时已确定中央机关进北平后对外称“劳动大学”，简称“劳大”。以“大学”代称中共中央，是早在第二次国内战争时期就有的“发明”；中共中央到西柏坡后，还曾以“农业大学”代称。“农大”“农大”叫开后，许多不明就里的人跑到那里要求报考。
按照李克农的设计，进北平打前站需设三个站点：
第一站称“劳大”筹备处，设在市区内的马弦胡同１５号，由赖祖烈负责，任务是办理对外交涉，备置办公、住宿用具等事宜；
第二站称“劳大”收发处，设在颐和园西北的青龙桥，由中共中央社会部王范主持，任务是负责中央驻地的社会调查，整顿和清理驻地周围环境，布置警卫，并办理中央机关来人的住宿手续等事宜；
第三站称“劳大”招待所，就设在香山，由中共中央组织部的边纪忠、中共中央办公厅行政处办公室主任田畴负责，任务是负责中央机关和***等中央领导同志的办公、住宿用房的布置、修缮等事宜。
中央机关驻地的中心就设在香山，中共中央社会部、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办公厅招待所、中共中央直属机关供给部等机关，都将驻扎在那里。中央军委机关则驻在与香山毗连的西山一带。中央警卫团和政治保卫队分布在西直门、颐和园至香山沿线。中央军委作战部第三局、中央军委总卫生部、新华社和工、青、妇等群众团体，根据其工作性质，可以安排驻城内。
当时没有定下中共中央统战部、中央军委作战部第二局的驻地方案。杨尚昆的意见是具体方案定不下来也不要紧，先到北平再说，到了以后根据现实情况再安排调整也来得及。后来，因为一进北平，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筹备便紧锣密鼓地展开，中央统战部的工作紧张而繁重，且要频繁联系的各党派、无党派知名人士都住在城里，统战部就首先搬进了中南海。
就在接到李克农２月９日来电的当晚，陈云、罗荣桓从东北来到西柏坡，向中共中央书记处汇报工作，杨尚昆随即引他们去见了***。在陈云、罗荣桓汇报工作后，周恩来向他们提出由第四野战军先抽调一个师到香山一带驻防，以加强对中央机关和中共领袖的保卫。
此后不久，四野派吴烈率领四十七军一六○师从天津进北平，驻扎香山一带。吴烈在延安时期就是中央警备团的团长兼政委、延安北区卫戍司令员，一直担任着保卫中央首脑和机关的任务。１９４５年秋，中共中央曾计划迁移到承德，吴烈率中央警备团一部随李富春去打前站。后因中央放弃到承德的设想，吴烈遂率部进入东北，继而并入四野。
有位领导人，甚至连用过的一张木板床也一定要搬到北平／朱德说：“我愿意为你们撑腰。”／周恩来要杨尚昆必须在２４日先于中央队伍抵达北平
２月１０日，杨尚昆召集各单位负责同志谈准备迁移事宜。在邓典桃、曾三讲话后，杨尚昆也讲了话，主要讲了这一次与他就任中央办公厅主任以后的前两次迁移的不同之处：首先，这次是进大城市，对２０年在乡村的我们，不能不说是大变动；第二，北平是和平解放的，未经过肃清，而且反动势力作了布置；第三，准备的时间短，说动就要动，难于设想搞好后再走，所以可能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问题，要有精神准备。
在那些天里，杨尚昆脑子里始终想着他参与的三次“大搬家”的问题。他归纳这三次“大搬家”性质各异，第一次是撤退，第二次是胜利转移，这一次是胜利进城。三次“搬家”，标示着革命一步步走向成功。
但是，面对第三次“大搬家”，人们的反应也出现了微妙的变化。在撤离延安时，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