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女文艺兵曾经来到延安，在这里结婚、生子，然后又离开。在延安的经历让她们终身难忘。
我是在延安结的婚。我的五个孩子里，头两个是在延安生的。一个是大儿子延风，一个是大女儿乔乔。“在我俩结婚的这一天”1942年夏天，在延安平剧院工作时，组织上批准我和一达结婚了。我们分配到了一个小窑洞，俩人把自己的东西都放在这个窑洞里，就算是成家了。可是，只有我拿来了从家里带到延安的被子褥子，和一个小柳条箱子，一达却没有。他只有件光板的陕北老羊皮袄和一块破布单子，不知道从哪儿弄来的，连被子都没有。一达是1938年夏天从北京出发去参加抗战的。他父亲是北洋时期的将军。他出门时，带了一大箱子东西，不光有被子、褥子，还有西装、长袍、礼帽、围巾，全得很。在绕道香港投奔延安的漫长道路上，他的钱花光了。他就一路走，一路变卖东西。同行的乌兰还资助他。到西安时，他把箱子连同几件西服都搁在当铺里了，用当来的那点儿钱，步行十来天，走到了洛川，进了抗大六大队。从那时起，他就一无所有了。我和一达是鲁艺戏剧系第三期的同学。那时候，他的名字叫王异。来延安前我在开封的教会学校静宜女中念书时，老师给每个学生都起了英文名字。我的英文名字是Rita(瑞塔)。不料在延安也兴这个，好多人都有外文名字。王异从小英文就学得非常好，但他知道我的英文名后，让我给他也起一个，说要跟我的接近。我就说：“你的名字音‘异’，要跟我的接近，英文就叫Yida吧。”他就用了这个英文名。我这样叫他时间长了后，他索性根据这个Yida，把中文名改成了“一达”。他的名字就这样改了，结果叫了一辈子“王一达”。前几年北京电视台的“夫妻剧场”栏目里，还找两个年轻演员，把我们这故事演了一遍。我们在分配给的小窑洞里举行了结婚仪式。那个窑洞在高高的半山上，要顺着弯弯曲曲的羊肠小路，才能走到。那地方叫张崖，下面有一道悬崖，当时没什么老百姓。现在那里是延安市卫生学校所在地。虽然家徒四壁，我还是为结婚而认真地做了一个枕套——没有那么多布做一对枕套。我从别处找来点儿旧蓝布红布，铰出图形，在白粗布枕套上，一针一线地绣上补花。这是我们结婚时，家里唯一的新东西。我们结婚那天，来了几十个人。我二姐和她的长子孙泱来参加了。当时康生是我们延安平剧院的院长，邓洁是副院长，也都请来了。康生来了就说：本来贺老总要和我一块儿来的，但是毛主席叫他到杨家岭去了，有事儿，来不了了，我就代表他了。康生先讲话祝贺我们，还没讲完，突然江青也来了。因为没请她，所以大家都挺奇怪的，笑着问她：“怎么江青同志也来了？”江青那会儿有点儿大大咧咧的样子，说：“毛主席让我来的。主席说咱们延安的两个大主演结婚，你还不去？就让我代表他来祝贺你们。”大家猜想，可能是贺龙同志到主席那儿开会，说到当天我们结婚，毛主席就打发江青来祝贺了。那天，来参加我们婚礼的同志，都在一张粉红色的签到纸上签字。这张纸是我们剧院搞美工的朱革设计制作的，也就现在的A4纸的一半儿那么大。在这张纸的中间，他用刷子蘸红水在纱网上刷，喷出来一个预留了大“囍”字的红心图案，又用粗红笔给“囍”字描影，再给这张纸上画点儿简洁的橄榄枝装饰，旁边有我和一达的名字“任均，王异”，然后写着：在我俩结婚的这一天1942.8.19.谁来了，就在这张纸上任意地方，不管横着竖着，随意签上名字。这张纸我一直保存着，留到了现在。数了数，那天在我们这张简易“签到簿”上签到的，有五十来人。我今天还能认出来的签名有四十个：卜三、王镇武、方华、邓洁、石天、石畅、朱革、刘国珍、齐秀林、江青、孙泱、李纶、何靖康、张一山、张一然、张东川、张扩勤、阿甲、陈怀平、尚山康、岳建邦、罗合如、孟广生、孟庆成、赵荣美、赵奎影、荆璞、袁广和、贾醒民、徐万恒、徐闰州、徐特、梅松、崔炳玉、康生、韩洪涛、简朴、薛恩厚、霍秉龄、魏晨旭有几个名字，我现在已经认不出来了。还有五个同志签的是他们的外文名字，我现在也对不上号，想不起来是谁了。那时候结婚没有送礼一说。我记得，那天只有阿甲同志送了我们一张画儿，是主婚姻和合的“和合二仙”，贴在了我们窑洞壁上。结婚前，院长康生曾托人送来封信，说：听说你们要结婚，我先送个“秀才人情”。他送的是他写的一幅字“志同道合”，装在那信封里。还有是张一然同志送了首诗，用杨四郎娶铁镜公主的故事笑说一达在延安结婚，以此相贺：王异无端改老生，局外人多看不明。此中原有深意在，却为今日唱坐宫。结婚那天我印象特别深的还有，婚礼前请康生、邓洁、阿甲、王镇武、罗合如、薛恩厚等同志吃饭，剧院食堂给办的，主食居然是白面馒头，白的，菜里面居然能见到一点点儿肉。那都是在延安平时见不到的东西，所以我记忆很深。我差点儿把孩子送给老乡，那时很多同志都送第二年夏天，整风运动最激烈的日子里，我的大儿子出生了。我的大儿子学名“延风”，就是因为他出生的时候，延安正在整风。那个阶段的整风，当时也叫“坦白运动”，所以我们给他起的小名就叫“坦坦”。不过，准确地说，坦坦出生的时候，已进入“抢救运动”阶段了。怀坦坦的时候，大生产正在开展，我随大家参加开荒种地，生活很艰苦。工作之余，我就纺线，一达上山挖药材。怀胎那十个月，一天就靠食堂的三顿饭，我没吃过一个水果，没吃过一只萝卜，没吃过一根儿黄瓜。一天，路过杨家岭一块菜地，我看见地里有老百姓种的黄瓜，特别想吃。但是一问，太贵了，没钱买。那时，大家都没有钱，都买不起黄瓜。生孩子前，组织上给孕妇发一斤红糖，是让月子里吃的。但我馋得不行了，还没生孩子，就吃过两次。我们住的地方在半山上。我怀着孩子，大着肚子，还得走老远的路，下山到延河边一盆一盆地洗衣服。那时候正在搞运动，人人自危，不说别人的坏话，也得说自己的坏话。可是我却不用这样——孕妇受照顾，省了好多心。在运动最激烈的“抢救”阶段，有一天，我肚子疼起来了。虽说运动在搞着，我们剧院也认真地从延安中央医院请来一位女大夫，在我家窑洞里准备好东西，做好消毒，为我接生。但是好长时间，生不出来。大夫有些紧张了，一想，这是头一胎呀，不能在家里生。她当机立断，马上叫人往医院送。这时大约已经是下午三四点钟了。从延安平剧院到李家坬延安中央医院，大概有七八里地。不能让我骑马，又没有车，就用门板抬我。我们单位把主要武生演员王红宝等几个有力气的男同志找来，把一个窑洞的门板拆下来，捆成个担架，把我放在上面，一路小跑，给抬到医院去了。我躺在门板上，觉得路很遥远。半路上，我羊水破了。那时不懂，以为是自己尿裤子了，不好意思说。后来才知道，羊水破了，所以难产了。送到医院时，已经黄昏，天快黑了，我被送进一个房子里，等着生产。但一直到天快亮了，还没生下来。大夫说，要给你全身麻醉，然后就把一团东西往我嘴上一捂，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那时的全身麻醉，我觉得是用一种土麻药，或者也许是哥罗芳。麻醉后，大夫上产钳，把孩子夹了出来。幸亏到我家去的那位女大夫果断，把我送到医院，要不然我可能就活不下来了。我四姐就是生孩子死的。生产中间，我醒过来一次，大夫又把麻药往我嘴上一捂，我就又什么都不知道了。给我接生的大夫叫雷平，是延安中央医院妇产科最好的接生大夫，延安的孕妇都希望让她给接生。我那天运气好，正好赶上雷平同志值班。在延安中央医院，新生儿都放在婴儿房里，定时抱到母亲这里来喂奶。我们住的病房是一排排窑洞，在挺高的山上，离所在地村庄的老百姓家有一段距离。每个病房窑洞里最靠后的墙上，都有一个小门洞，那里面是一条打通连接各个窑洞病房的防空通道。新生儿就从那里面抱过来，不用经过室外。那时候延安条件艰苦，很多人生了孩子都送给了老乡，几乎成了一种风气。因为大家都觉得，参加了革命队伍，得把时间和精力放在工作上，可能无暇顾及孩子。而且，大家都吃食堂，自己没有带孩子的生活条件。我的好友黄灼就把一个刚生下来的孩子送给老乡了，白焱也送了一个，我还知道一些人把孩子送出去了。在病房里，产妇们凑在一起聊天儿，也都是议论把孩子送给老乡。有的产妇已经送出去了。看大家都是这样，我就跟一位产妇说，那你也帮我联系一下儿吧。于是她就介绍来了一位陕北农村婆姨。那位婆姨比我岁数大，三十多了吧，身材不高，梳着盖半边脑门儿的长发，一种当年陕北妇女的典型发型。从她的样子和衣着看，她很贫穷。她到我病房窑洞里来看娃娃，很想要，然后坐下跟我商量抱走娃娃的事情。真说到要把孩子抱走时，我忽然觉得，不行。这是我的亲骨肉，我怀了他十个月呢。这一抱走，我再不可能把他抱在自己怀里。我知道孩子会被抱去一个我不熟悉的环境，那他会怎么长大呢？他还能认识我吗？他还会叫我妈妈吗？我舍不得。再说，一达能同意吗？我忽然有一个强烈的愿望：自己带孩子。不管多艰苦的生活，不管多紧张的工作，我要自己带我的孩子。我把延风留下了。那时，生了孩子的，组织上都发一只鸡。一达领到那只鸡，可高兴了，“抢救”会散了后，认认真真地给做好，让人送到医院来。但是我吃不进去。一连好几天，我浑身疼痛，起不来床，既不能吃，也不能动，连翻身都不行。所以，那只鸡，我没吃一口肉，没喝一口汤。时间一长，又是夏天，一盆鸡长了绿豆苍蝇，护士发现了，给倒掉了。那年月倒掉一锅鸡汤，太让人心疼了！那是我在延安十年，唯一能吃一只鸡、喝一锅鸡汤的机会。我给放弃了。病房大夫魏一斋说我流血太多，让我认真地补一补。但我没东西可补。唯一的一只鸡，也没补成。我住医院时，一达正在“抢救运动”中，不能出来，所以没有到医院来看过我。只有一个熟识的护士小康，不是妇产病房的，抽时间来看看我。后来我回到家，一达才照顾我。在“坦白运动”里，人人都得坦白，全是自编故事，说自己思想落后、来延安目的不纯、以前跟国民党有什么瓜葛等等。而当时我在生孩子，躲过了这一劫。后来一达说我，要是整到你头上，你不会编，“坦白”不出东西来，非自杀不可。我们延安平剧院的石畅就因此自杀了。我在医院里住了几天后，能翻身了，才开始喂奶。又好几天以后，才能坐起来。人瘦了一大圈儿，开始连路都走不了，后来慢慢地才恢复体力。回到家，就开始自己带孩子了。除了吃食堂的饭，一达还在我们窑洞门口的土坡上挖了个灶洞，支个小锅，捡些柴回来，有时在那儿给我做点儿好吃的——比如，组织上给产妇发点儿白面，他托人给换回来几斤挂面，煮给我吃。我这大儿子延风，小时候条件艰苦，没有营养，整天耷拉着头，小脸焦黄，非常可怜。他最好的营养品，就是我们每天到山下伙房里，老邸师傅给撇的那点儿小米汤油。老邸叫邸奎元，是延安平剧院伙房的大师傅。他是种蓝(一种染料)能手，评上过劳动模范。我们在延安穿的蓝布衣服，就是用这种染料染的。我们那时年轻，不问谁来自哪里，只知道老邸是河北人，好像是张一山同志的老乡。他十三岁就结了婚，比媳妇小七岁，是小女婿。到延安时，他已经四十多岁了。延风那时管他叫爷爷。老邸喜欢延风，对我们特别好。单位里人多，我们到伙房打饭时，老邸就主动给延风撇小米粥上的汤。那时我的奶是清水。幸亏有老邸，延风才能喝上米汤，有点儿营养。记得老邸好像还有点儿钱，给延风买过吃的。老邸很朴实善良，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