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交友，中共领袖与延安中央医院往事 延安医院、延安男科医院、昆明延安医院、延安大学附属医院、延安五洲男科医院、延安市医院、昆明市延安医院、纪念领袖诞辰120周年、美国往事、往事、延安交友。
中共领袖与延安中央医院往事东平王凡【字号】延安中央医院从筹建至今，已过去了６８个年头。一些当年的创始者，已经离我们而去；许多曾在这所医院工作过的医务人员，如今已经垂垂老矣。但他们留下的一些有关这所医院的零散资料，一些个人的往事片断，连缀成一篇比较完整的回忆，将很有意义，也会感动我们这些后来者。
***听了最初的院名后说：“还是叫‘中央医院’好！”／周恩来亲自担当起带菌种的任务
１９３７年１月，中共中央核心机关以及红军总部从陕北保安迁到延安后，傅连暲受命组建中央苏维埃医院，并任院长。红军改编后，中央苏维埃医院改称陕甘宁边区医院。１９３８年秋，延安遭到日机轰炸，为了安全，边区医院迁往安塞。
为加强中央机关和学校的医疗保健工作，中央调傅连暲组建中央总卫生处，并任处长。当时延安医务人员非常缺乏，总卫生处初建时，傅连暲手下仅有１名医生、１名护士、１名司药。既要巡诊、又要门诊，还有三间病房，收容急症病人。面对中央机关上万干部和学员，这样的局面怎么能适应呢？于是，傅连暲向党中央提出建议：组建一所中央医院。
１９３９年４月，中央同意了傅连暲的建议，并指示由他负责，会同外科大夫何穆，一起筹建中央医院。
何穆毕业于法国都鲁士大学，是一位肺科专家，也是边区为数不多的医学博士之一。他原任边区医院肺科主任。边区医院搬迁后，中央留他住在组织部，一面给中央首长看病，一面在卫生处门诊部上班。
何穆接受了筹建中央医院的重任后，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富春对他说：“你来边区已了解到不少情况，建医院困难是不少的。我们这里准备了３０００元钱，需要的物资你们自己想办法解决。至于医院的选址，我请了两位打窑洞有经验的工人，帮你一起去选。”李富春还鼓励何穆说：“困难要一个个去解决，我们的医院建设，也只能由小而大，一步步地逐渐完善和科学化起来。”
后来，何穆领着两位工人，找到了位于中央政治局、陕北公学与中央保育院之间的李家瓜村旁一个山沟口的向阳山坡，决定就在这里打窑洞，建造医院。经过两个多月的施工，医院的４０多个窑洞就挖建好了。
９月，中央医院的房屋建设和设施已初具规模，党中央任命傅连暲兼中央医院院长。为了使中央机关患病的干部能早日得到治疗，傅连暲决定，一面继续医院建设，一边开始收治病人。
９月下旬，何穆受领导之托，去重庆大后方招募一批愿意到陕甘宁边区工作的医务人员，并采购医疗器材。临行前，李富春让何穆带一封亲笔信给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主任钱之光，要他为何穆去香港采购医疗器材寻找机会，作好安排。
这时，傅连暲也在抓紧为医院的正式运转抽调人员，广罗人才。他首先派郁彬担任护士长，并协助何穆工作。又向中央组织部建议：从八路军军医院调来医务主任魏一斋，医生邵达、刘允中；从边区医院调来妇产科主任金茂岳。又从延安各机关、学校物色了一些曾经学过医、护、药、检的人员，将他们抽调到医院来工作。当时中央的领导人陈云、李富春、王首道等，对医院的筹建也给予大力支持、协助，陆续组织抽调了一批具有初、高中学历的女青年到医院担任护士。
但这座新建的医院究竟要办成什么模式，办多大规模，大家心里并不明确。当时军委卫生部所提的“陕甘宁边区所属卫生机关调整方案”是：中央干部医院仅编制院长兼协理员１人，医生１人，司药２人，护士２人，公务员、勤务员若干人，设３０张床位，主要供领导干部疗养。但党中央并未采纳这个方案，还是决心要建设一座比较正规的综合性医院。
据说，新建的医院最初定名为“中央干部医院”，***听说后，不太同意，他说：“叫‘干部医院’，那老百姓有病看不看呢？我看，还是叫‘中央医院’好，面向延安和边区党政军民，为群众服务。”
１９３９年１１月７日，延安中央医院正式宣告成立。延安中央医院从筹建之日起，就受到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支持和关怀。１９４０年春，周恩来从苏联治病回到延安后，曾来中央医院视察。他听说医院的技术人员和仪器设备奇缺，就表示回到重庆一定想办法。回重庆后，周恩来马上通过宋庆龄、史沫特莱等友好人士，募集到一批药品、器材运回延安。特别重要的是，周恩来还从大后方输送了一批医务人员到延安中央医院工作。
中央医院还通过一些老关系，在重庆搞到了一些延安奇缺的伤寒和副伤寒甲、乙菌种。何穆听说周恩来将于近期回延安，就写信请他设法把菌种带过来。于是，周恩来亲自担当起带菌种的任务。他考虑得非常细，为了保障这些活菌种的安全，他将三管菌种都放在自己的上衣口袋里，一路小心翼翼。到延安后，他立即打电话告诉医院，菌种已经安全抵达。
周恩来在重庆，还吩咐有关人员注意购买一些医学方面的杂志。他每次回延安的时候，就把这些购买到的医学杂志带回延安。据李坚回忆：“每当魏一斋收到周副主席送给他的齐鲁大学校刊等与医学学术相关的读物时，心中总有说不出的高兴。”
领袖与医生交朋友／***将宋庆龄送的几块表全部给了医院
延安中央医院和党中央所在地杨家岭虽相距有１０多里路，但中央领导和医院的医生却很熟识。
１９４０年前后，中华红十字会要调遣原红十字会下属第２３医疗队的大夫金茂岳和他带领的医疗队返回西安。那时，延安中央医院刚成立不久，金茂岳正在延安中央医院担任妇产科主任。这时，他面临一个选择，是留在延安，还是返回西安。经过思想斗争，金茂岳还是决定和一家人留在延安。因为他觉得，在延安，他这个医生备受尊重，自己大有用武之地。
金茂岳决定留在延安没多久，***和朱德就专门邀请他和中央医院外科主任魏一斋吃饭。
魏一斋和金茂岳都毕业于齐鲁医科大学，又是在协和医院深造的医学博士。魏一斋早在１９３６年就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积极进行救亡活动。１９３８年５月，他到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要求去延安，但钱之光却希望他留在武汉协和医院，以便协助一批新四军伤病员免费住院治疗。他照办了，做了武汉协和医院的妇产科主任。武汉告急时，武汉协和医院迁往重庆。魏一斋经钱之光介绍，于１９３８年９月来到延安，任军委卫生部直属所（后改为八路军军医院）医务主任，曾利用齐鲁校友的关系，动员红十字会医疗队的侯健存、金茂岳等留在延安工作。
金茂岳是在１９３８年１月随中华红十字会第２３医疗队来到延安的。他到来后，先在陕甘宁边区医院任外科医师，中央医院筹建起来后，又被调到这里担任妇产科主任。
吃饭时，***、朱德与两位医生广泛交谈了有关中央医院的建设问题，征求他们的意见。
***说：“从医，也不能脱离政治。高级知识分子来边区工作，开始投身革命，在工作实践中会遇到很多困难，最重要的是联系自己的思想实际，加强政治学习。改造世界观非常重要！有了坚定的政治立场，才能安心工作。有了明确的方向，才不致在暴风雨中迷失方向。”***鼓励他们向白求恩学习，努力办好医院，为革命作贡献。
饭后，***、朱德又应两位医生的请求，题词相赠。***给魏一斋的题词是：“为革命服务”，给金茂岳的题词是：“努力救人事业”。朱德给魏一斋的题词是：“救人救国救世”，给金茂岳的题词是：“不但医人，还要医国”。后来，周恩来到延安，也在到中央医院视察时，给金茂岳题了词：“为边区卫生工作创新纪元”。
那时，大后方一些民主人士和抗战前方的将领，出于对***的敬佩之情，经常会捎些衣物和名贵食品馈赠***。***舍不得吃用，就把一些馈赠食品转送给中央医院的婴儿和重病号。其余礼品也让中央管理局保管起来，逢年过节，再分赠给中央医院等单位的高级知识分子。魏一斋就得到过***赠送的羊皮大衣和毛毯，侯健存也得到过***赠送的狐皮大衣和皮鞋。
有一次，宋庆龄托人带几块表到延安。***知道医生很需要掌握时间，便把这几块表全部送给了医院，医院的各科主任每人都得到了一块赠表。
１９４０年１月，***撰写了《新民主主义论》。发表前广泛征求意见，他还特别邀请了中央医院的魏一斋、金茂岳、邵达、刘允中等医生参加有关会议，听取他们对文章的意见。
为了提高中央医院医护人员的政治理论水平，***还特别指示让党内著名哲学家艾思奇来医院当医生的学习组长，帮助医生学习哲学、社会科学、时事政策等，还请中央宣传部的干部轮流给医生们上政治课。
当时，中央医院的上级主管是中央组织部，组织部长陈云、副部长李富春等对医务人员的政治进步也非常关心。陈云、李富春曾对副院长石昌杰说：“希望你们认真做好统一战线工作，团结非党专家，如果因为你们工作出问题走了人，你们这些领导要对党负责，要追究政治责任。”
当何穆担任院长后，陈云还亲自到延安中央医院，召集党员开会，动员党员积极团结非党专家，和非党医务工作者交朋友，要大家支持何穆的工作，认真贯彻医院新制定的各项规章制度。在***和中央领导的亲切关怀和培养下，延安中央医院的许多高级知识分子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医院没有血库，抢救危重伤病人时全靠医生和护士轮番献血／用土制的“沙漏表”，测量脉搏的跳动次数
延安中央医院虽有党中央的关怀和各方面的大力支持，但受当时条件所限，中央医院的环境相当艰苦，设施也十分简陋。
当时全医院仅有一台小型Ｘ光机，还因缺少发电设备，平日只好搁置在那里，要等到确需透视的病人凑到了一定数量，医院才能去向有关单位借来一台小型发电机，带动Ｘ光机进行拍片检查，拍片工作完成后再将发电机归还。
药品也极度匮乏。仅有少量国外救济药品，还有冒着生命危险从敌占区搞来的小批西药。这些药多是原料药，到医院还得进行调剂、配制。医院当时也没有血库，抢救危重伤病人时全靠医生和护士轮番献血。为了解决药品的不足，医护人员还上山采集中草药，回来自己配制各种药品、注射液、粉剂、水剂等等。
医院的每个科只有三四支体温计，每天查体温时，四五十个病人轮流测试一遍，得花费不少时间。医院的化验室也只能进行一般常规检查和肝功能化验。
医院的手术室建在窑洞里，虽说是冬暖夏凉，但要在冬季里给病人裸身做手术，自然室温还是远远不够的。因此在冬季，医院的手术室采取地炕烧煤采暖，提高手术室温度。
通常在手术前一天晚上就要生起火，烧上一夜。到第二天早上，室内才能达到为病人手术所需要的温度。如遇急症病人，需要马上进行手术时，值班员就迅速点燃五六盆木炭，待烧红无烟后，端入手术室内，医生就在炭火映照下为病人进行手术。
当时的延安，一无电，二无油，手术照明也是个大问题。为了能在夜间为急症病人动手术，医院设法买回来汽灯和煤油。夜晚手术时，就靠一盏悬挂的汽油灯和几盏小煤油灯来照明。
当时，医院的医疗器械十分有限，许多卫生用品和医疗器械无法做到一次性使用。每次手术后，护士都要立刻把手术器械上的血迹洗净，消毒后擦干涂油，保存起来，留待下次再用。手术后，医生戴过的橡皮手套也舍不得丢，冲洗消毒干净，破了补好，再次使用。即使是多次修补过的旧手套，仍不忍扔掉，给手术助手接着戴。连助手都无法戴了，再给妇产科作内诊检查，或产房接生用。
有段时间，国民党政府对边区的各种封锁甚严，中央医院连手术缝合用的丝线也很难买到，医院只好买来棉线经脱脂消毒后代用；手术活动刀片没有了，就用固定的刀子替代；手术剪刀坏了，自己修理好再用；手术缝合针断了针尖，磨尖了再继续用；没有正规的橡皮热水袋、灌肠器等，就土法上马，找工匠用白铁皮制作代用；手术室的洗手桶也是用几根绳子和几段铁丝自己设计制作的，用脚踩桶下面的板，水即流出，脚松开时，水即停止。
医院当时还有个难题，没有高压消毒锅。医生、护士就想办法，把汽油桶的一头锯掉，里边放上木架。需要消毒时，把敷料放置在木架上，桶沿周围用布围起来，盖上木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