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时间为：2021-09-23
抗日战争胜利后，毛主席计划离开延安，搬迁到南京附近
2021-09-2318:11:44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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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北延安，从1937年1月至1947年3月是中央所在地。1947年3月13日，蒋介石命令胡宗南率23万大军进攻陕北，中央于3月18日主动撤离延安，但仍坚持在陕北转战。1948年3月23日，才离开陕北，东渡黄河前往华北。这是众所周知的历史事实。
鲜为人知的是，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1946年春，中央曾计划从延安迁往江苏淮阴(县治在清江浦，为苏皖边区首府)。1945年8月26日，毛主席在赴重庆同国民党谈判前夕，在领导层会议上议论过抗日战争胜利后延安的地位：延安之所以重要，一因打日本，一因蒋介石在重庆，即都是偏安之局。如果蒋介石回到南京，延安就不那么重要了。当然，不要轻易搬家。从国共两党的重庆谈判到各党派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随着形势的发展，中央南迁淮阴(清江浦)的拟议就提了出来。
1946年1月10日，国共两党签订停战协定。从1月10日至31日，有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青年党和社会贤达的代表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举行。会议通过政府改组案、和平建国纲领案、军事问题案、国民大会案、宪法草案案。这些协议实际上否定了国民党的一党专政、独裁制度和内战政策，在当时情况下对人民是有利的。2月1日，中央发出《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指示》，肯定政治协商会议的重大成果，提出了“从此中国即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的乐观论断。
延安方面是真诚地谋求国内和平的，力图争取有利于人民的和平发展道路，是真心地将政协协议付诸实施的。于是，中央南迁的问题随之开始酝酿。1月28日，从重庆飞回延安向中央汇报政协即将通过的协议的周恩来，在会议上提出：将来我们要参加国民政府、行政院，中央要考虑搬到国府所在地去。2月2日，书记处在讨论如何实施政协协议时，刘少奇说：华中(指苏皖解放区)我们应保留，也可能党中央将来搬去。这个问题也要告诉周恩来。朱德随即表示了相同的意见。2月6日，刘少奇在会议上又说：如果改组政府确定了，党中央的工作重心会搬过去。因此，中央机关要考虑搬家问题，搬到离国民政府近一些的地方，不要对抗。
当时担任苏皖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主席的李一氓回忆：“在淮阴的时候，我曾经得到华中局一个通知，说中央要从延安搬到淮阴来。参加南京工作的同志有事情要开会就去南京，没有事情又不开会就可以回到淮阴的总部。由我负责找一个适当的地方，建立总部。当时，我设想的总部建筑应该是砖木结构的平房，地势要高，不会被水淹。我也曾和少数同志到淮阴城外走过几遍，看了些地势较高的位置。”
3月12日至25日，民主同盟秘书长梁漱溟访问延安，并多次与毛主席面谈。梁漱溟在1950年至1951年口述的回忆《我参加国共和谈的经过》中说：“那时，苏北许多地方为共产党所控制，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所建立起来的游击根据地。1946年春我到延安，毛主席就曾告诉我说：中央准备搬到清江浦，我也准备参加国民政府，作个委员，预备在南京住几天，在清江浦住几天，来回跑。”同一时期，周恩来在重庆也曾向民主同盟常委陶行知和政治协商会议联络秘书蒋匀田说过，中央和毛主席即将南迁。蒋匀田在1969年所写《张君励先生一生大事记》中和1974年至1976年所写《中国近代史转捩点》中，均重点叙述过这一问题。
之后，随着蒋介石悍然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协议，于1946年6月下旬大举进攻解放区，中央很快就改变了“和平民主新阶段”已经到来的估计。7月，毛主席在一次会议上，代表中央对这个问题总结了经验教训，南迁淮阴(清江浦)的拟议也随之取消了。南迁拟议的价值在于，证明了延安方面争取和平的诚意，绝不像某些人所说，和平谈判是延安的一种策略手段。就连当年追随蒋介石、参加伪国大的民主社会党(原名国家社会党)的蒋匀田，在《中国近代史转捩点》一书中论及此事时都这样写道：“从这一点说，也可证明当时中共对于组成联合政府之渴望，盼同民盟联成对国民党制衡的力量，趋向民主，亦确属实情。”
1956年9月15日，刘少奇在八大报告中说：“还在抗日战争初期，我们党就曾经同国民党成立了联合抗日的协议。在以后，特别是在抗日战争结束以后，我们党又曾经多次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以图避免内战，并且试图经过和平的道路实现中国的社会政治改革。在1946年，我们和几个民主党派曾经同国民党达成了一个和平建国的协议。”而党履行政协协议的真诚表现之一，就是中央准备南迁淮阴(清江浦)。
国民党不顾全国人民的和平愿望，悍然挑起内战，结果短短四年时间便一败涂地，正应了那句名言：“历史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