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恩岑斯贝格尔
然而，布赫此时对西德教条主义者的批判并没有脱离文化革命的政治语境。在这篇写于1970年代初的文章结尾，布赫选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维护文艺作品艺术性和政治性的名言，呼吁进行“文艺问题上两条战线斗争”（Buch1972:88）。作为“六八一代”的知识分子，布赫虽然反对摒弃文学的审美独立性，但也坚信文学的政治能量，对新中国以来主导文艺界的革命文学主张大体是赞同的。“文革”期间，中国文学与社会动态都是经过政治过滤传输到西德；布赫等德国知识分子在此时期对中国文学的传播、接受和评判，不可避免地夹杂着1960年代政治滤镜的碎片。抵制西德政权背后美国主导的资本主义，也就意味着向另一个阵营的偏至。用“文革”后期来到中国试图通过文学来寻找“真实”中国的一名出版人吴福冈（WolfgangSchwiedrzik）的话来说，这是出自对“中国”这个“因不同于被修正主义腐蚀的东德与苏联而闪闪发光的形象”（21）的政治向往。1972年末，中国与联邦德国建立外交关系，同奥地利也已建交一年，双方知识界才渐渐恢复了少数的个人往来，文学交流的形式和内容也逐渐增多。“文革”最后几年，每年都有西德和奥地利的汉学学生到中国留学，其中不少人后来都成为了当今德语区传播现当代文学最重要的汉学家。1976年“四人帮”倒台，政治左倾的西德知识界受到了巨大的冲击，亟需重新拼合他们心目中忽然破裂的红色“中国”的形象（Schwiedrzik22）。在这个时候，相较于从新闻报道里获取更多打着意识形态标签的“中国”信息，直接阅读来自中国的时代文学是更好的重新认识“真实”中国的方式：
如果不读巴尔扎克或左拉的作品，我们就不可能清楚地认识19世纪后半期帝王时代的法国。那么，在我看来，如果不阅读一些中国现代作家的作品，我们也同样无法准确地理解本世纪前半页，尤其是1911年到1949年的中国。不了解1949年以后的中国文学，我们也无从遑论真正了解社会主义新中国。（同上：24）
带着对文学传递历史现实的期待，吴福冈于1978年来到中国，从北京国资书店购买了大量中国现代文学书籍。在一名西德留华学生（后来成为他夫人的汉学家魏格林，现维也纳大学汉学系主任）的帮助下，他陆续采访了茅盾、巴金、丁玲、艾青、杨沫几位刚刚得到平反的中国作家，出版了一本中国作家访谈实录《文学的春天？》。作为一名左翼知识分子，吴福冈对西欧1960年代起塑造的红色中国的理想形象深信不疑；而他试图用这本实录传递回德语世界的，是藏在文学现实里的一角“真实”的中国，一些“对中国陌生的特质以及中国知识分子处境的印象”（25）。如汉学家吕福克（VolkerKl?psch，1948-）在1980年《时代》周报上的评论，这本书“激烈地驳斥了我们被欧洲主流政治传播所约束的、对文学的肤浅的理解，也攻击了那些在官方意识形态主导下传递中国形象的机构。”西德知识界开始重新审度此前政治趋同的文学目光，以纠正对中国与文学“中国”形象的误读。这种纠正本身依然带有浓重的政治色彩，呈现出来的则是对中国巨幅增升的文学需求。1980年代，西德汉学界翻译研究现当代文学进入最活跃的时期，中国现代文学在德语界的传播急剧上升。据国内学者最新统计，这十年间的现代文学德语译著数量过百，远远超过此前所有现代文学德译本数量的总和（孙国亮李斌104）。一些当代最著名的德国汉学家，如马汉茂和顾彬，在这个时期也对最新的中国文学创作，特别是反思“文革”的作品进行了大量的、同步的编译与研究。1979年以后，开放的文化政策下，本土文学的海外传播受到了重视。中德文人的互访交流逐渐频繁，越来越多的中国当代作家前往德国（主要是西德），参加各个大学汉学系和其他文化组织举办的文学活动，如报告、朗诵会和文学节等等。尽管1980年代中期的中国文学创作从内容和形式开始转向，新的审美标准和写作源泉冲淡了政治浸染的印痕，但由于德语读者的文学期待依然同西德知识界从文学中探寻真实“中国”的愿望大体重合，中德现代文学交流没有褪去太多的政治染色。待到1989年两德统一，文学传播过程中的政治化的审美择选彰明较著，一直持续至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