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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文学在德语世界:文学中国与真实中国

发布日期:2019/12/26 19:25:06 浏览:1766

两种文化之间的知识分子的个人交往开始的。不过,胡天石只是让库恩了解到茅盾的创作;促使这位已游移出学院汉学、走向民间的翻译家动笔的原因,是在于《子夜》以独特的方式表现了“在今天的中国,东西方文化之间的融合过程是进展到了何种程度”(库恩125)。显然,库恩这句话是站在东西文化之间传播者——或者也是“融合者”的立场说的。通过自身参与中德文学传播实践,他密切注视着现代东西方文化融合的历史进程,包括19世纪以来随现代化技术发展和全球性战争促逼而成的“融合”。从这一点出发,《子夜》以一战后欧洲经济恐慌影响下的中国民族工业危机为时代背景,的确呈现了20世纪初期中西政治文化的影响与交汇,以及融合过程中中国社会出现的激烈的冲突、民族的困境甚至人性的危机。除此之外,在序言的末尾,库恩还提醒读者把《子夜》中描写的年代同四年后蒋介石发动的“新生活运动”联系在一起,称书中的事态也许“有助于这个重要革新运动的建立”(125)。库恩这个政治上多少倾向国民政府的理解,包括他译作中的一些转义后来受到了中国研究者的驳诘。然而,我们不难发现,库恩邀请德语读者将《子夜》当作“新生活运动”之前的“子夜”来阅读,延续的正是促使他翻译这本书的逻辑。他在茅盾的书写中看到了中国现代社会文化里不可避免的东西方“融合”,并以此看到了中国社会对一场结合东西方思想文化革新——比如混合了东方儒家和西方基督教思想的“新生活运动”——活的迫切需求。无论这样的理解正确与否,对于处于两种语言、两种文化、两个世界之间的库恩来说,如何通过改革来规避,或者至少是减轻东西方在现代危机中相遇后的社会冲突和政治灾难,是非常值得关心的话题。

然而,冲突和灾难已无法避免。库恩为他的《子夜》译作写序言的日期是1938年5月。两个月以前,希特勒在人群的欢呼中来到维也纳的英雄广场,宣告德国和奥地利在纳粹党统治下合并,正式开始了对整个德语区的犹太人以及所有持不同意见者的迫害。德语世界进入了历史上最黑暗的夜晚。将一名来自中国的左翼作家长篇小说译介到此时的德语区,无疑可以看作一种来自德国智识阶层对政治现实的抗议。这种抗议虽然微弱,却如同黑夜前最后的微薄的光芒,代表的是微乎甚微的、需要勇气来维系的希望。库恩译本的标题《暮光中的上海》参照了茅盾最初为这本小说选的名字“夕阳”,以及英文版的标题(TheTwilight:ARomanceofChinain1930),而没有直接翻成“子夜”。标题中“上海”一词很可能是出于大众市场的考量,而前面这个有“微光”、“暮光”、“曙光”或“双重光”之意的德语词Zwielicht,在体现出他对茅盾作品的理解之余,也暗藏了个人在黑暗历史时期留存的一线微弱的希望。

就这样,东西方在世界战争前的微光中经历了一场文学相遇,共同走向最黑暗的时刻。《子夜》译本本身在不断恶化的政治环境中的接受情况倒并没有太过不堪——至少在胡天石的回忆里,库恩后来写信告知这本书在德国发行情况很好,甚至“大有洛阳纸贵之风”(胡天石6)。这个说法固然有些夸张,但这本书的发行量确实可观:当年的发行量为4000册,1939年又加印了2000册。(Kuhn1980:70)胡天石将此归因于库恩“亲蒋”的错译,并引用西德左翼奥伯鲍姆出版社几位编辑的发现,说库恩是因为最后将《子夜》结局改成蒋介石控制中国的局势,才得以通过纳粹政府的审查发行。这个解释有些过于简单。二战期间,虽然德国汉学研究基本没有倒退,甚至因纳粹政府的资助而扩大了规模,但对以反封建革命为社会背景的中国现代文学不无警戒;承受巨大禁查压力的出版社也没有再接受库恩继续翻译更多现代文学作品的提议。从译介记录来看,中国现代文学同德语地区的交流在这个时期基本是一片空白。继《子夜》后,梅茨勒目录记载的第二本中国现代文学德译本是1947年从英文版转译老舍的小说《骆驼祥子》(Rikschakuli),由一家瑞士出版社发行。由于二战期间德国和奥地利境内恶劣的审查制度,德语世界的文化传播中心渐渐向不受纳粹统治而相对自由开放的瑞士德语区转移。不仅是大多数文学创作译本,连第一本德语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也于同一年在瑞士发行。这本文学史的作者是二战前夕就作为《大公报》驻欧记者侨居英国的萧乾,由后来第一本鲁迅著作的德译者、奥地利传奇文学经纪人卡尔莫(JosefKalmer,1898-1959)翻译出版。卡尔莫同萧乾的个人交往大致始于二战期间。1938年,卡尔莫因犹太背景遭到纳粹政府的追捕迫害,在维也纳驻奥使馆中国官员的帮助下于1939年流亡到英国,开始了跨语种文学的出版生涯。流亡期间,卡尔莫已注意到萧乾在伦敦的中国现代文学系列讲座,而战后他翻译成德语的现代文学史就是由择选的几篇萧乾讲稿组成。就卡尔莫在德语区中介出版中国现代文学书籍的经历,瑞士汉学家冯铁(RaoulDavidFindeisen,1958-2017)曾在一篇史料文中详述。冯铁参考了不少卡尔莫私人档案馆里的生平材料,不仅有考据地叙述了卡尔莫在德语界传播中国现代文学的经历,还对其翻译鲁迅、茅盾和赵树理的原文进行了仔细分析。在文章的最后,冯铁总结道,“卡尔莫的译文展现了出众的技艺,它为中国现代文学在德语区的接受史涂上了一层持久的底色,尤其是德语界对作家鲁迅的认识和接受。”(Findeisen410)

冯铁对卡尔莫贡献的评价是基本准确的。卡尔莫的鲁迅译本在1955年由西德共产党支持的项目出版社(Projektverlag)发行——后来1970年代布赫在他的鲁迅译本选集中特意提到了这本具有先驱性的译作。事实上,在此之前,卡尔莫的另一本德译鲁迅选集也与萧乾的文学史同时在瑞士发行,在冯铁文中也有所提及。冯铁没有继续考证挖掘的是这本1947年鲁迅选集在德语社会进一步的影响力。1951年3月15日,德国《时代》周报(DieZeit)上出现了卡尔莫翻译的一篇鲁迅短文《风筝》(Drachen),很可能是鲁迅作品第一次出现在面向德语大众的纸媒上。我们知道,早在1930年代,鲁迅作品的译文就开始陆续出现在德国期刊上。可是,这些期刊面向的是学术界,而且通常集中在东方学研究领域的汉学圈。相反,《时代》周报是当今德语世界最重要的报刊,读者群定位在以知识阶层为主的社会大众。二战结束后才在汉堡创刊的《时代》周报,在1950年代初期还没有今天那么庞大的读者群,发行量却也在45,000多册左右[8],其影响力是几所大学东亚系订阅流传的汉学期刊无法比拟的。当然,在《时代》周报上发表的鲁迅作品只是卡尔莫在各种报刊上发表的数篇文学翻译之一。作为文学经纪人,他从战前就开始同各种公众报刊联系,推介外国文学译作以及关于异域生活的创作,在流亡岁月于异乡重铸文学桥梁。在卡尔莫这样独立中介人的推动下,中国现代文学在德语界的传播范围从狭小的汉学学术圈渐渐扩至知识大众,迎来了战后的曙光。

然而,曙光中的相遇又是短暂的,因为这道光很快又分了岔。新中国成立的1949年,德国被划分为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成为苏美冷战意识形态的战场。德语区内部的文化交流被划分东西德政治边界的墙宇阻隔,中德现代文学的交汇也从此分流。冷战前20年,中国现代文学在德国的传播主要依照的是两个政治区域泾渭分明的文化政策。墙阻隔了文学书籍的流通,却无法阻断卡尔莫的文学代理工作。从1950年开始,卡尔莫的名字时常出现在东西德两边境内新的中国文学出版物上,虽然他主要的居所是在民主德国,并且翻译经营的也多是符合东德社会主义政治话语的作品,比如茅盾的后期创作和“普罗文学家”赵树理的代表作。在德语区传播中国新文学的过程中,这位奥地利的文学代理人超越了政治霸权强制划分的东西德界限,用陌生的文学提醒他的同辈,至少在语言文化接受层面上,德语世界是一个不可轻易分割的整体。

三、政治浸染中的跨国文学传播

我们看到,中德现代文学交流处于急剧变化的现代世界秩序之中,并始终同这种秩序,以及秩序下东西双方各自内部的社会政治情况形影相随。把舵文学交流的是不同历史时期在两种语言文化之间的媒介个人,组合在一起可以看做一个跨文化的现代智识集体。东西德分裂之后,这个智识集体也分道扬镳,或衔尾政治风向,抑或反抗逆行,却都在某种程度上为传入端的文学撒播烙上一层层更深的意识形态印记。上一节叙述中的卡尔莫,在迁至民主德国后翻译的几部中国文学作品,就是符合苏联占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创作(如《李有才板话》),而他译介代理这些作品本身也可以看作是在实施民主德国成立以来至关重要的一项文化政策:将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当代文学作品引进东德(Müller199)。与此同时,这场传播源头的中国文学环境也在进一步政治化。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文学的目的正式被设定为现实政治,以至于新中国成立以后提出“当代文学”的分期概念时用的是一个意识形态的质的界定:“现代文学”向“当代文学”过渡,也就是向为人民大众和政治革命服务的“社会主义文学”过渡。中国文学界和整个知识阶层卷入了一场无产阶级大改造,文学格局和其中的作家群发生了“整体性更迭”(洪子诚29),文学经典化也只剩下唯一的政治准绳。从创作到发行,(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整个文学机制受到政治的浸染,主流文学作品大多是该机制下装载意识形态的文字产品,其对外输出的过程也具有强烈的政治性。在被同种意识形态渗透的海外地区,比如在苏联控制下的东德,从中国“进口”这些能够反映社会主义政治形态的文学产品是一种冷战格局下政治同盟的文化姿态。举1951年被苏联授予“斯大林文艺奖”的两部关于中国土地改革运动的小说为例: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和周立波的《暴风骤雨》写于新中国成立时期,在获奖并正式跻身于苏联共产主义的文学阵营之后,这两部作品立即在阵营地区流传,分别于1952年和1953年由俄语转译为德语在东德发行(Müller205)。值得一提的是,同时期在东德出版关于土改的还有另一本作品:萧乾用英文发表在《人民中国》上的报告文学集《土地回老家》(HowtheTillersWinBackTheirLand),由移居东柏林的奥地利记者、犹太左翼知识分子布鲁诺·海里希(BrunoHeilig,1888-1968)从英文翻译成德语,于1952年出版发行。萧乾的这本作品能在东德得到近乎同时性的介绍,除了因为主题背景符合共产主义阵营的意识形态,可能也与萧乾此前的欧洲背景,以及卡尔莫译介下在德语世界的名声有关。当然,从翻译的角度来看,语言可能是一个更为重要的因素。据汉学家梅薏华的调研记录,民主德国境内在1950年代初发行的很多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依然是从英文或俄文转译成德语。这样看来,萧乾这部作品用英文书写,确实能更容易也更快得到关注和译介。这个情况到1950年代末就发生了转变。民主德国自成立起就开始往中国派留学生,在十年间成长起来一批有较好现代汉语基础和现代文学研究热忱的汉学家,能够担起直接翻译与评论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任务。因此,尽管中苏关系在1956年进入破裂阶段,民主德国的中国现代文学传播热度并没有立即降温。梅薏华在文中特别指出,这时期的成果是一本1959年为纪念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出版的文选《三月雪花》(M?rzschneeblüten),收集了鲁迅、茅盾、老舍、巴金、柔石等作家的短文。

另一边,代表世界政治格局另一极的西德境内,中国现代文学的传播和接受情况与政治时局的关联并不亚于民主德国。在冷战最初十年,联邦德国鲜有中国现代文学译著出版,报刊上发表译文也不算常见。之前说的卡尔莫译著和在《时代》周刊上的译文属于少数,而且出版刊登的作品也是出自1949年以前的重要作家。尽管西德境内的中国现代文学传播没有苏区那样昭然若揭的政治规范,战后西德知识分子对当代中国与中国文学自发的关注并非全无政治诉求。事实上,1960年代初开始,西德文化界就对所谓的“纯文学”(Belletristik)产生了质疑,越来越注重文学的社会政治意义——这种对文学社会政治功能的要求到1968年学生运动时期达到了顶峰,以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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