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时间为：2022-11-21
那些年，青年流行“上延安”
发布于：2022-11-21 16:02来源：中国青年报
“青年，中国青年，延安穿军衣，吃小米，住窑洞，为什么你爱延安？”
“延安像‘名山’，延安像‘西天’，虔诚的青年，都想来‘朝拜’，都想来取得‘经典’。”
诗人柯仲平的《延安与中国青年》，用诗的语言讲述了成千上万的青年知识分子“朝圣”延安的时代潮流和心路历程。在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全国各地的青年知识分子排除艰难险阻，投奔偏僻贫瘠的延安。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特殊的文化移动现象”？
延安像一支崇高的名曲的开端
——革命圣地召唤着知识青年
1936年11月，陕北已是冰天雪地。作家丁玲来到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所在地保安。丁玲以《莎菲女士的日记》成名。1933年5月，她被国民党特务绑架，在宋庆龄、蔡元培、鲁迅、罗曼·罗兰等国内外著名人士的营救下，于1936年9月出狱。丁玲出狱后，立即逃离南京，成为第一位来到延安的著名作家。***专门为她写了一首《临江仙》：“壁上红旗飘落照，西风漫卷孤城。保安人物一时新。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阵图开向陇山东。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这是***赠予现代作家的唯一词作。
丁玲之后，艾思奇、周扬、何其芳、卞之琳、范文澜、陈学昭等众多知识分子从国统区来到陕甘宁边区，来到延安。
延安原本是黄土高原上的一个偏僻小镇，中共中央落脚后苦心经营，陕北的面貌焕然一新。1936年第一个正式到达陕北采访的美国记者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中写道：“陕北已经彻底消灭了鸦片，这是个杰出的成就。事实上，我一进入苏区以后就没有看到过什么罂粟的影子。贪官污吏几乎是从来没有听到过。乞丐和失业的确像共产党所说的那样被‘消灭’了。我在红区旅行期间没有看到过一个乞丐。缠足和溺婴是违法的，奴婢和卖淫已经绝迹，一妻多夫或一夫多妻都遭到禁止。”
“这是乐园。我们才到这里半年，说不上伟大建设，但街衢清洁，植满槐桑；没有乞丐，也没有卖笑的女郎；不见烟馆，找不到赌场。百事乐业，耕者有田。八小时工作，有各种保险。”作家丁玲在1937年撰写的《七月的延安》中这样描绘。她从南京来延安的路上，看到国民党达官贵人醉生梦死，看到挣扎在死亡线上的难民乞丐。
正像斯诺、丁玲所说，积贫积弱的中国大地，出现泾渭分明的两个世界：一边是贪官多、难民多、乞丐多、伤兵多、黑市多、妓女多……贫穷，污秽，灰暗；一边是，“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化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摩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朝气蓬勃的延安以一种崭新的社会形态和鲜明形象出现在古老的东方大地上。
日寇铁蹄践踏中国，中华民族面临空前的危机。不甘心做亡国奴的知识分子和流亡学生，看到中国共产党才是拯救民族危亡之希望，纷纷涌向延安。
延安“像一支崇高的名曲的开端，响着洪亮的动人的音调”，诗人何其芳说。
“上延安！”成为中国大地上的一大政治景观。
1938年秋天，国民党政府秘密颁布《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在西安去延安的路上设置了许多关卡，依然挡不住“上延安”的知识分子。
上延安！从西安到延安，大多数人是徒步去的。这一路，走一山来又一山，山山不断；过一岭来又一岭，岭岭重重，得走十几天。这一路，山高路险，还得突破一个关卡又一个关卡，应对种种盘查、刁难及危险。
上延安！诗人艾青把自己扮成国民党的高参，作家严辰的夫人逯斐扮作高参的夫人，严辰扮作秘书，作家罗烽扮成勤务兵，画家张仃扮作随员，一路上经过国民党的四十七道检查哨卡，终于踏进边区的土地。张汀兴奋得不能自已，像个孩子一样，倒在地上打起滚来，放声大笑，又匍匐着，捧起边区的一把黄土，深情地放在鼻子下闻呀闻呀，他仰起脖子，摇着一头乌黑的长发大声朗诵：“啊！母亲，我的母亲！”
上延安！音乐家冼星海在抗战大后方武汉看到，周围许多人“报报到，说说笑，看看报，胡闹胡闹，睡睡觉”，天天就这样混日子。他十分苦恼：“渐渐，我无法创作，我渴望一个能给我写曲的地方。”这时，红色延安向冼星海招手了。“延安这个名字，我是在‘八一三’国共合作后才知道的。但当时并不留意。到武汉后，常见到抗大、陕公招生的广告，又见到一些延安来的青年，但那时与其说我注意延安，倒不如说我注意他们的刻苦、朝气、热情。正当我打听延安的时候，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寄来一封信，音乐系全体师生签名聘我。我问了些相识，问是否有给我安心自由的创作环境，他们回答是有的；我又问：进了延安可否再出来，他们回答说是完全自由的！”1938年冬天，冼星海来到了延安。
上延安！“母女相约，夫妻相约，姐妹相约，兄弟相约，亲友相约，以至官长与部属相约”。曾经参加辛亥革命任革命军第一军团秘书的汪雨相夫妇，带着六个儿子一个女儿，加上儿媳、女婿一共28人，1937年奔赴延安。国民党元老李锡九的女儿李之光和她的四个女儿，分别到了延安，李之光在陕甘宁边区第一保育院担任院长。四川万县的青年教师熊道柄率领妻子、堂弟、侄儿等7人，一路走到延安……
“天下人心归延安”的情景，正如柯仲平写的那样：“我们不怕走烂脚底板，也不怕路遇‘九妖十八怪’，只怕吃不上延安的小米，不能到前方抗战，只怕取不上延安的经典，不能变成最革命的青年。”许多青年知识分子舍弃安逸的生活，一路跋涉，一路风尘，冒着生命危险，来到延安，加入革命队伍。到抗战后期，全国各地汇集到陕甘宁边区的知识分子总共有4万多人。
1939年3月，在纪念五四运动20周年之际，中华青年救国团体、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向全国青年团体提议，每年的5月4日为中国青年节。延安青年的倡议得到了国民党政府的认可，遂将5月4日定为“中国青年节”。不久，国民党就后悔了，他们看到全国许多青年知识分子学习五四精神，都跑到延安去了——这样的节日“很危险”。后来，国民党政府将青年节由5月4日改为农历三月二十九日（广州黄花岗烈士殉难纪念日）。
“同志们，今天我们很快乐！”
——知识青年在延安受到礼遇与器重
在列强横行、山河破碎、民生凋敝的中国，中共中央苦心经营着陕北这片土地。***说，陕甘宁边区一定“要做得比全国都好，不但成为抗战的堡垒，而且要成为模范的抗战堡垒”，“使边区成为民主的模范，推动整个国家的民主化”。“边区的作用，就在做出一个榜样给全国人民看，使他们懂得这种制度是最于抗日救国有利的，是抗日救国唯一正确的道路，这就是边区在全国的意义与作用。”
在贫瘠的陕甘宁边区，在延安的山沟沟里，中国共产党办起了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中国女子大学、自然科学院、军事学院、马列学院等20余所窑洞大学，安排知识分子，招收青年学生。把一大群知识分子“养”起来，足见共产党人的深谋远虑与宽阔胸怀。
1938年年底，刚到延安的作家陈荒煤被安排在鲁迅艺术学院。除夕，革命同志一起过年，一起唱歌。他看见***站起来，欢喜亲切地说：“同志们，今天我们很快乐！”陈荒煤的泪水一下子就止不住了。他说：“到了延安，我觉得我这个25岁的小老头恢复了青春。蔚蓝色的天空，到处飞扬着红旗、《国际歌》声，处处听到亲切的‘同志’称呼；不论是首长或将领、学生或士兵，都是一身灰色军装，似乎是总有人日夜不停地歌唱……一切的一切，我都感到亲切而又陌生，我经常激动得热泪盈眶……”
一声“同志”，一片新天。在延安，战士、农民、工人、知识分子、儿童团员，或荷锄种田，或背枪打仗，或读书学习……都是同志与同志、赤子与赤子的关系。
延安的生活异常艰苦。住的是窑洞，小米饭有时也吃不饱。许多同志的被褥被知识分子戏称为“甲由申”：甲——盖住了上半身，露出下半身；由——盖住下半身，露出上半身；申——盖住中间的肚子，上面下面都露出来。漫长的冬季几乎没有地方洗澡，身上生了虱子，革命者称之为“革命虫”“抗战虫”。生活尽管艰苦，但延安有灿烂明天的最可信的音讯。
1939年12月1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其中指出：“在长期的和残酷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在建立新中国的伟大斗争中，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才能组织伟大的抗战力量，组织千百万农民群众，发展革命的文化运动和发展革命的统一战线。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说：“抢夺知识分子是抗战中的一个大的斗争，谁抢到了知识分子，谁就抢到了胜利，谁就可能有天下。”陈云用“抢夺”一词，来说明中国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的高度重视。
延安党政军的生活条件十分艰苦。陕甘宁边区1939年颁发的《各机关津贴标准》将机关工作人员的津贴划分为五级，最高的一级，5元，发给中央领导及各部门局长以上干部，中央领导张闻天、***都是5元；营团级4元，连级3元，排级2元，最低的五级是1元，发给勤杂人员和战士。
延安知识分子（包括作家、艺术家、医生、技术人员等）的待遇明显高出党政军系统。《萧军日记》1940年9月26日记载了延安知识分子待遇的几个等级：“甲等：每月12元，不做正常工作。乙等：8元。丙等：6元。工作人员：4元。”鲁迅艺术学院教员一律12元，助教6元——助教的津贴比中央领导人还高1元。鲁艺美术系的丁里回忆：“党中央对我们这一批外来的文化人，真是优礼有加，从生活上、工作上、学习上都是破格地对待……这一切，使我们非常感奋，我们都是尽我所能地投入工作，以报答党对我们的希望和器重。”
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和政策吸引青年知识分子，优良作风和牺牲精神感召青年知识分子，宽阔的胸怀、优厚的待遇接纳青年知识分子。
陈云在1942年元旦中共中央新年团拜会上感叹地说：“今天许多人归向了共产党，天下英雄豪杰云集延安。我记得1932年在上海开办一个学校，训练工人干部，只讲6天，学生也只有6个。今天我们抗大就有几千个学生，再加上陕公、鲁艺、党校，在延安就有1万多个学生。1万个跟6个比一比，相差多少？所以我说10年以来，人心大变，不管男女老少，都不怕艰苦，不远千里而来延安。抗大在武汉登报申明不招生了，一点没有用，仍旧是络绎不绝地来，没有汽车用两条腿走，男男女女从几千里外都来了。主要是革命青年，也有大学教授，有工程师，有一个75岁的老头子也来了。”最后，他用12个字概括共产党的用人政策：“第一，了解人；第二，气量大；第三，用得好；第四，爱护人。”
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思想，***在中共七大口头政治报告中说得更加形象生动：“我们党里头，知识分子的增加是很好的现象。一个阶级革命要胜利，没有知识分子是不可能的。你们看过《三国演义》《水浒传》，魏、蜀、吴三个国家，每个国家都有每个国家的知识分子，有高级的知识分子，有普通的知识分子，那个穿八卦衣拿鹅毛扇子的就是知识分子；梁山泊没有公孙胜、吴用、萧让这些人就不行，当然没有别人也不行。无产阶级要翻身，劳苦群众要有知识分子……我们要欢迎他们为我们党服务，为我们党的利益而奋斗，为人民的利益而奋斗。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我们的政府，我们的经济部门，我们的群众团体，要吸收广大知识分子为我们服务，我们要尊敬他们。”
革命的熔炉
——“洋包子”与“土包子”打成一片
作曲家冼星海到延安时的心理是：“我就抱着试探的心，启程北行。我想如果不合意时再出来。”
对于来延安的知识分子，中共中央定下“来去自由”的政策：“来则欢迎，去则欢送，再来再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