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时间为：2019-11-29
（北京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100124）
摘要：延安时期，大型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围绕社会不良现象开展了一系列批评性报道，较好地打击了错误思想和不良风气，调动了人民群众参加革命与生产的积极性。本文通过对其批评性报道的选材重点进行分析，总结出报道焦点的政治性、报道内容的真实性及报道对象的典型性是其批评性报道取得良好效果的内在原因。从而得出有益于当前新闻媒体开展批评性报道的启示，即要正确把握批评性报道的导向性、增强批评性报道的准确性及善于发挥典型事件的特殊作用。
关键词：延安时期；解放日报；批评性报道；经验
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8122（2019）11-0000-05
开展批评性报道是新闻媒体进行舆论监督的重要方式，也是充分发挥新闻“耳目喉舌”功能的必然要求。延安时期，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革命形势，为消除错误思想带来的不良影响，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参加革命与建设的积极性，中国共产党在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中开展了广泛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其中，大型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刊登了一系列批评性报道，成为党的十分锐利、有力的宣传和舆论监督武器，也为当前我国新闻媒体开展批评性报道提供了可供借鉴的历史经验。
一、延安时期《解放日报》批评性报道的开展
“党报要成为战斗性的党报，就要有适当的正确的自我批评，表扬工作中的优点，批评工作中的错误，经过报纸来指导各方面的工作”[1]。《解放日报》从1941年5月16日创刊到1947年3月27日停刊，几乎不间断地开展批评性报道，成为党改正错误、推进工作与进行群众动员的重要方式。《解放日报》的批评性报道题材丰富、内容全面，其中对领导干部、思想作风与经济建设的批评尤为突出。
（一）批评领导干部工作不力
马克思、恩格斯曾指出：“报刊按其使命来说，是社会的捍卫者，是针对当权者孜孜不倦的揭露者”，“不要再总是过分客气地对待党内的官吏——自己的仆人……而不进行批评”[2]，认为人民的报刊应承担起舆论监督的重任，批评、揭露党员干部工作中的错误。延安时期，为适应局部执政的现实需要，中国共产党制定了一系列对敌、建设的方针和政策，这直接对党员干部的工作水平提出了要求。然而，该时期党的领导干部多出身工农，文盲仍占很大的比例，且由于教条主义等错误思想的影响，马列主义素养较为薄弱，在工作过程中出现了许多消极现象。为提高党员干部的工作水平，打击干部队伍中的不良风气，《解放日报》先后刊登了《批评政府》、《当在春耕运动中要解决的三个问题》、《合水征粮草任务完成后，布置运输公盐公粮，舞弊干部撤职查办》等批评性文章，对党员干部贯彻政策不力及营私舞弊等现象进行了批评与揭露。同时，多次发表文章鼓励群众提出对政府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如1945年10月29日刊登的《吴旗选训班讨论，怎样发动群众批评政府工作》一文，明确指出应在群众中选出具有威望的“意见领袖”，由他们带头批评政府工作的缺点，以启发群众的民主监督意识[3]。《解放日报》还创新性地以小言论的方式对领导干部进行了批评，如文章《抓住中心干》就以小言论的方式对干部工作中主次不分、工作没有重心的现象进行了揭露[4]。《解放日报》围绕党员干部不良作风开展的一系列批评工作，不仅成为提升党员干部纯洁度与工作能力的“利器”，也一定程度上塑造了中国共产党有责任、有担当的政党形象，推动了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的顺利实施。
（二）批评错误的思想作风
《解放日报》在其创刊初期，尽管刊登了《看了讽刺画展》这样的批评陈旧思想意识的文章，但却仍“未能对整顿‘三风’加以应有的重视与地位，蔚成风气，形成潮流”[5]。1942年4月1日，《解放日报》正式进行改版，明确提出了“宣传共产主义的民主主义思想，反对一切反动、复古、黑暗、愚昧”[6]的思想教育目标。为提升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的思想理论水平，消除不良作风和错误思潮带来的影响，除了刊发阐述马列主义、***思想的理论文章外，《解放日报》还积极刊登了《延长二十天深入讨论七个文件，把握反主观主义的中心思想》、《正确的学风，正确的党风》、《区县领导上的几个问题》等批评性报道，系统论述了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及党八股的表现和危害。同时，为在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中形成舆论监督的良好风尚，《解放日报》对如何正确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进行了解答。如在《志丹县级干部认为过去调查研究不够，反省，改进》一文中，通过记述文中主人公自身反省的经过和结果，以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方式，对自我批评的重要性和如何进行正确的自我批评进行了详细阐述[7]。据统计，仅在整风时期，《解放日报》就共计刊登批评性报道78篇，其中关于思想意识和自我批评的文章22篇，超过了批评性报道总量的四分之一，在所有类型中占比最高。《解放日报》通过对错误的思想作风的批评，进一步将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的思想统一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上来，充分彰显了《解放日报》作为“党报”的“教育启蒙”作用。
（三）批评经济建设中的不良现象
延安时期，由于国民党顽固派对边区实施了经济封锁，边区遭遇了严重的经济困难。因此，充分发挥报刊的宣传作用，调动人民群众参与生产的积极性，成为了《解放日报》的重点任务。首先，《解放日报》积极采用了典型报道的形式，对劳动过程中存在的“二流子”现象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如刊登《陇东先在一个乡试验，选出劳动英雄与二流子》一文，通过进行正反事例的对照，将批评与表扬相结合，使批评报道的形式更好地被广大群众接受[8]。这些对“二流子”的典型批评报道也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解放日报》随后刊登的《延县河庄区巫神，庄发仲改邪归正》、《延县巫神五十九人联名表示，决心彻底转变不再害人，希望全县乡亲督促帮助他们生产》等文章对批评报道起到的正面效果和可喜成绩进行了报道。同时，为了保障前线的抗日军需供给，《解放日报》还刊登了《浪费粮食是犯罪行为》、《反对乱收粮草》、《公粮卖不得》等文章，指出每一粒粮食都是老百姓为抗日救国而缴纳的“救国公粮”，任何人不能随意买卖和借粮。到了解放战争时期，春耕工作和土地改革成为了《解放日报》在经济方面批评的重点。如1946年5月10日刊登的《米脂生产领导需加强，县级干部不重视春耕》一文，明确指出了春耕工作中仍存在的缺点和问题[9]；《延县检讨去冬土地共组，六千余贫农获地六万亩，对分配不均问题研究出改正办法》、《米脂检查土地工作，不少地方替地主留地过多》等文章，对个别地区土改不彻底的原因进行了分析，为土地改革的进一步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二、延安时期《解放日报》批评性报道的特点
延安时期《解放日报》的批评性报道是党在战争与建设共存的局部执政环境下，开展报纸批评的积极探索。该报在批评性报道中所展现出的报道焦点的政治性、报道内容的真实性和报道对象的典型性的特点，是其批评性报道取得良好效果的内在原因，也充分展示了延安时期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智慧。
（一）批评焦点的政治性
延安时期，《解放日报》的批评性报道始终围绕着党的方针、政策而展开，这是新闻工作坚持党性原则的必然要求，体现了其批评性报道焦点的政治性的特点。在《解放日报》创刊初期，由于受到教条主义等错误思想和资产阶级新闻思想的影响，尽管也围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三三制”政权等开展了系列批评性报道，但在数量上仍有限，也体现出了脱离群众生活实践、对党的中心工作宣传力度不够的问题。1942年，改版后的《解放日报》以“中国共产党的党报，人民大众的报纸”[10]为目标，逐步开始对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实践和党的方针、政策进行积极的阐发。它不仅积极承担起了整风运动的宣传报道工作，通过理论文章深入地批评了党员干部在思想和作风上的不良现象，有力地指导了整风运动沿着正确的轨道进行。还在大生产运动热火朝天地开展时，结合党和政府调动人民群众参与生产建设的需要，开展了大量针对典型人物及典型事件的批评报道。解放战争时期，《解放日报》自觉地跟踪报道了土地改革的情况，对土地改革中的不良现象进行了批评，推动了土地改革运动的发展。《解放日报》不断根据党的方针、政策的变化和发展调整自身批评工作重心的工作方式，不仅提升了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而且较好地推动了党的方针、政策的实施，充分发挥了党报在宣传动员上的重要作用。
（二）报道内容的真实性
坚持新闻报道内容的真实性原则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重要观点，马克思在论述什么判断报刊好与坏的标准时，明确指出衡量的标准是看“谁是根据事实来描写事实”、“谁是根据希望来描写事实”。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刊登的每篇批评性报道，都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党的官方意志，这对其报道内容的真实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解放日报》在开展批评性报道时，首先注重通过先摆事实后进行批评。如1942年4月3刊登的报道《党员在工作中的不安心现象》，指出党员“不安心”工作的占比为54，“安心”工作的占比27，[11]用确切的数字说明了文章内容的可靠性；又如1945年6月7日刊登的文章《从批评米脂春耕领导事件谈批评和接受批评的态度》，指出对米脂县领导的批评是有事实依据的，并对这些事实进行了一一列举[12]。同时，《解放日报》还倡导在进行批评时要根据真实情况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如在报道《对工厂支部整风的几点意见》中，针对部分人“不遵守劳动纪律”的现象，建议“根据工人中不同的对象，规定整风的具体目标……如果机械地把延安各机关学校整风的一套生硬地搬运到工厂中去……不能收到实际效果”[13]。这种一切从实际出发，要求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主张，充分体现了《解放日报》进行批评性报道的实事求是精神。《解放日报》以人民群众真实的生活实践为素材，不仅避免了因不实报道引发的社会矛盾，也极大地提升了批评性报道的教育、宣传功能的传播效果。
（三）报道对象的典型性
《解放日报》开展批评性报道，其目的不仅仅在于批评被批评者本身，更重要是通过批评更好地宣传和贯彻党的方针与政策，鼓励、教育广大人民群众。因此，批评性报道的对象必须具有典型教育意义。正如邓拓所言，典型具有代表性和指导性，既能能对现实做最好的反映，又能对群众进行最好的教育。《解放日报》在其刊登的批评性报道中，多次选取了具有代表性或典型意义的个例进行报道。如《新宁某乡长和村主任，工作作风简单化》、《靖边群众杨生旺批评合作社养走马》、《陇东驻军政治部同志进行思想检查》等文章，均是以典型代表人物为报道对象进行了批评。这种以不良典型为对象开展批评报道的方式，不仅能促使党员干部和群众通过批评报道的内容，对自己在工作和生活中存在的问题进行自省，也不会因为批评文章写得空且大而让批评泛泛化。同时，《解放日报》还积极报道了典型事例改造成功的事例。如《延县河庄区巫神，庄发仲改邪归正》、《尹区长教导有方，把巫神变成好劳动》、《吴旗干部作风转变中，开始切实主动布置工作，有些干部有不能抓住工作重心，常想回家的缺点》等文章，以典型为例，指出转变的过程与方法，激励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不甘于落后，积极改变作风。《解放日报》对典型事例的批评与典型转变的报道相结合，使人们既能自省自身的错误，又能看得见改正错误的希望、了解改正错误的方法，极大地提升了批评性报道的效果。
三、延安时期《解放日报》批评性报道对当前新闻工作的启示
在我国当前的新闻工作中，批评性报道作为正面宣传的有力补充而被广泛应用。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强调：“舆论监督和正面宣传是统一的。新闻媒体要直面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直面社会丑恶现象，激浊扬清、针砭时弊。[14]”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阶段，如何在新兴媒介不断涌现、人民群众民主监督意识不断增强的背景下，通过批评性报道调动人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