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时间为：2023-05-16
柳宏宇
矗立于北京电影学院校园中的纪念铜像，从左到右依次为吴印咸、章泯、陈波儿、钟敬之。图片制作：周永昊
步入北京电影学院的校园，4位学院创始人的铜像映入眼帘，他们是陈波儿、章泯、钟敬之和吴印咸。他们既是对中国早期电影事业具有艺术贡献的参与者，也是新中国电影教育事业重要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为新中国电影人才培养倾注了大量心血。
一
陈波儿自小受新文化思潮熏陶，在上海艺术大学读书期间，取“布尔什维克”前两个字谐音“波儿”为名字，并参加了左翼剧联领导的上海艺术剧社，参加学生爱国运动。学成后，她在电通影片公司工作，在多部激发民众觉醒的电影中扮演重要角色，其刚正、质朴的表演风格深受观众喜爱。抗战初期，陈波儿组织上海妇女儿童前线慰劳团，前往绥远抗日前线作慰问演出。她受邀观看了陕北红军摄影展，被革命圣地的活力吸引。不久后，陈波儿加入中国共产党。
后来，因在重庆宣传抗日救亡思想，陈波儿受到国民党恐吓，组织让她转移到延安。在宝塔山下，她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深受鼓舞，随后创作了多部话剧作品。1946年，陈波儿从延安抵达黑龙江兴山，参加人民电影制片基地的创建工作。同年10月，东北电影制片厂成立，袁牧之任厂长、陈波儿任党总支书记兼艺术处处长。她以坚定的意志和乐观的精神鼓舞大批刚从解放区调来的文艺工作者，创作出《中华儿女》《钢铁战士》《白毛女》等多部经典影片。
新中国成立后，陈波儿调入北京，担任电影局艺术委员会副主任兼艺术处处长，规划实施人民电影事业发展战略。1950年7月，在她的倡议下，电影局开始筹备成立表演艺术研究所。陈波儿办学十分严谨，她选调多名电影工作经验丰富的革命同志，组成行政、教学队伍。在招生方面，她通过报纸刊登启事，从数千名报考人中选拔出38人作为首届学员。同年9月14日，开学典礼举行。然而，她却因公出访未能参加典礼。回国后，她赶来看望学生，说：“我非常惦记你们，你们要勤奋学习，将来把我们的研究所办成电影专业大学。”研究所成立后，陈波儿不顾心脏病愈来愈重的身体状况，仍主持调聘师资、研究教学安排等工作，并在给学生讲课中强调：“要先当一个革命家，再当艺术家。”
直到1951年11月因心脏病去世前，陈波儿一直在为电影教育事业奔波。她主张学员要深入生活、洞察社会，将鲜活的生活素材作为电影创作的源头活水。学员们也没辜负她的期望，涌现出多名优秀电影工作者。他们的创作足迹也被刻进中国电影史册，成为薪火赓续的银幕美谈。
二
1926年，章泯在北平大学读书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陈毅同志领导下，他积极参加学生运动、演出进步戏剧。1930年，章泯参加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1935年，章泯导演了《娜拉》《大雷雨》等话剧。抗战爆发后，章泯从上海辗转武汉、桂林等地，导演了《保卫卢沟桥》等话剧。1941年春，根据周总理指示，章泯同一批进步文艺工作者由重庆经广西抵香港。在廖承志、夏衍的支持下，他导演了话剧《马门教授》，该剧的演出密切配合了世界反法西斯斗争。1947年，章泯导演了电影《静静的嘉陵江》《冬去春来》等，他的艺术探索转向电影。
新中国成立后，章泯担任中国电影工作者协会理事。1953年12月，中央决定创办电影艺术学院。1955年初，组织决定由章泯、钟敬之、吴印咸以及北京电影学校校长白大方、副校长卢梦5人组成北京电影学院筹建小组。1956年，北京电影学院成立，章泯任副院长。
章泯除主持学院工作外，还主管导演系、表演系的教学，他经常走进教室，和学生一起听讲、指导艺术实践。为培养留校青年教师，他每周抽半天时间为他们授课。在艺术创作和教学问题上，他乐于和大家探讨争论，有时争得面红耳赤。他始终认为艺术人才的知识和修养应“广兼博览”。章泯不仅自身有较高的英文修养，参与翻译了《演员自我修养》一书，而且对学院的外语课也非常重视。为解决教学实践问题，他还支持学院建立了实验电影制片厂。章泯以对党的艺术事业的忠诚和渊博的学识，对电影教育做出了卓有成效的探索。
三
1927年，钟敬之进入上海劳动大学中学部上学，与同学一起组建文学、戏剧和美术等艺术社团。1934年，他加入左翼作家联盟，后入左翼剧联，并参与了话剧《娜拉》《复活》等舞台美术工作。1938年，钟敬之到达延安，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他迅速投入鲁迅艺术文学院的筹建工作。“鲁艺”开学后，钟敬之担任戏剧系教授，开启了他的革命艺术教育生涯，也进入了艺术创作活跃期。他设计了中共“七大”的会场——杨家岭中央大礼堂，绘制了主席台上***和朱德的画像。
1947年，钟敬之受命组建西北电影工学队，带队赴东北学习电影技术。赴东北途中，他编译了十几万字的教材，并绘制了详细的图解。这些教材后来在“东影”电影人才培训中起到重要作用。1949年，上海电影制片厂成立，钟敬之任副厂长。1953年，钟敬之调往北京任电影局计划室主任。
1955年，钟敬之被任命为北京电影学院筹备小组组长，为此他走访了莫斯科、布拉格等地进行广泛调研。北京电影学院建立后，钟敬之任副院长。针对学院理论教学比较薄弱的问题，钟敬之邀请夏衍来学院讲授电影编剧课程，帮助学生建立宽厚扎实的艺术理论基础。夏衍根据教学整理的编剧理论著作《写电影剧本的几个问题》，成为中国电影编剧理论研究的重要成果。钟敬之在学院的理论教学建设方面，美术、动画、录音等工程技术类专业建设方面，都倾注了大量心血。
四
1919年，吴印咸考取了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接受绘画训练。学习期间，吴印咸买了一台老式照相机，将业余时间用于钻研摄影技术。1935年，吴印咸拍摄了电影《风云儿女》，成为一名电影摄影师。该片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后成为国歌。此后，吴印咸又拍摄多部影片，电影摄影技术日臻成熟。
抗战爆发后，吴印咸抵达延安。延安电影团成立后，吴印咸任摄影队队长。延安电影团举办了2期摄影训练班，吴印咸作为主讲人还撰写了《摄影常识》一书。解放战争期间，吴印咸远赴东北电影制片厂，先后任副厂长、厂长。在“东影”的4期训练班中，他主讲摄影课程，培养出一批摄影骨干。
1955年，吴印咸被调入北京参与筹建北京电影学院的工作。吴印咸在任副院长兼摄影系主任时，非常注重对学生道德品质的培养和专业知识的传授，身体力行为摄影系学生讲授摄影基础课程。对教师队伍的配备，他提出“三三制”主张，即全系教师三分之一在第一线教学，三分之一从事艺术创作实践，三分之一投入备课。他给广大教师提供艺术实践的机会，使课堂教学与创作实践相辅相成。在这一教学思想指导下，摄影系培养造就了众多优秀摄影创作人才与教学骨干。吴印咸将研习的摄影技能奉献给革命事业，将积淀的摄影底蕴浇筑于教育事业。
如今，他们4人的塑像静静矗立在北京电影学院的校园中，仿若一座座精神丰碑，激励着电影教育工作者为电影事业的红色基因传承躬耕不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