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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战争胜利的重要基石

发布日期:2023/4/27 17:06:59 浏览:206

来源时间为:2023-04-21

抗日战争结束后,当我们的十万大军在1945年秋季匆匆赶到东北时,面临的是无党组织、无群众支持、无政权、无粮食、无经费、无医药、无衣服鞋袜的“七无”状况。天已转冷,关内来的老部队还穿着单衣,瑟瑟发抖。武器弹药就更成问题,“老兵老枪,新兵新”,招收的新兵一见国民党来,就哗变叛乱,新枪成了土匪手里的武器,用来对付我们。当时可真是困难极了,任你有天大的本事,没枪没炮没子弹还怎么打仗?

可是到了1947年底,这种情况发生了根本的转折。我军全线出击,几十万大军在中长铁路沿线四处打击国民党军,猛烈的炮火和机枪扫射打得国民党军抬不起头来。他们觉得很奇怪,“共军”哪儿来的这么多弹药?他们看到的“共军”也不是从前穿得破破烂烂的“土八路”,而是穿着新棉袄,戴着大皮帽的威风凛凛的正规军。

四野入关

两年之间的这个巨变,是我们军工战线的同志们辛辛苦苦干出来的。当我们注视着前方战场的激烈战斗时,也不要忘记军工战线成千上万的无名英雄,在轰鸣的机器旁和炼钢炉前为前方赶制炮弹、子弹和手榴弹,并源源不断地运往前方。

1945年秋季进军东北时,延安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就考虑到接收东北后的建设问题。当时从延安和各解放区抽调了一批搞后勤和军工生产的干部奔赴东北,由东北局负责分配工作。不料到达沈阳后,苏军对我党的态度相当恶劣,什么武器和物资都不肯给。我们的同志只好钻空子,到处找工厂和仓库,抓一把算一把。就这样从沈阳运出一批旧机器、无缝钢管等原材料,用车拉着向南满转移。

1946年的上半年是在大动荡中度过的。国民党军队步步紧逼,形势一天比一天严峻。当时后方机关今天转移到这里,明天又转移到那里,根本不可能建立一个稳固的后方生产基地。四平保卫战时,我军的武器主要是靠刚到东北时收缴的一些日伪军装备,弹药是有限的,打一点就少一点。四平之战后,我军退过松花江,进入最困难的时期。如果再得不到大批的武器和弹药,战争几乎是无法再打下去了。

武器从哪里来呢?一条是到北满各地去找,像朱瑞同志领导的炮兵那样,漫山遍野去寻找日军遗弃的弹药和装备。许多部队都这样做了,当然也有一定收获。但这远远不能满足作战需求,东总考虑的结果,只有向苏联方面去买。苏军撤离东北时,拉走了大批日军武器。这些武器对他们来说只是一堆废铁,毫无用处。当时一部分留在朝鲜,一部分放在满洲里中苏边境。我方得到这些信息,便想方设法与苏军联系。但是苏联的“国际主义”向来不是无偿的,你总得让他们得到相当的好处,他们才肯“支援”你。

1962年12月13日在北京召开四野战史审查讨论会,许多四野的老首长到会发言。其中空军司令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上将的发言特别重要,在谈到解放战争中的中苏关系时,他说:“一般人总认为苏军留给四野不少武器,这是误解。这个战史既然是存档用的,可以把这个问题写清楚。当时不仅不给我们武器,还吃掉了我们不少部队。也可以写一下当时斯大林为了照顾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还有个重要问题:当时我们曾向中央建议,以中央的名义向苏军要些武器。毛主席当即电示:中国革命主要靠中国自己的力量,禁止用中央的名义向他们要东西。这个电报我亲自看过,要查一下。后来以四野的名义,用粮食和他们换了一些武器。用红军票子到大连买黄金,购买了一些武器。朝鲜同志不错,卖给我们一些武器。当时我曾两次去朝鲜谈判,朱瑞同志曾同我去过一次。”

刘亚楼的话,为我们解开了疑问。1946年的下半年,是东北我军最艰难的时期。当时国民党军打到松花江边,随时可能攻入北满,东北局和林彪当时都作好了放弃哈尔滨到山区打游击的准备。当时我军的武器弹药极度缺乏,急需得到补充。这样就有了与苏方的谈判。但是苏方考虑到与国民党政府有条约,拒绝了我方要求。为此刘亚楼参谋长亲自赴苏,依靠他在苏联多年的经验和关系,达成了以粮食换武器的协定。但是苏方并不是以废铁的价格将武器卖给我方,而是层层加价,这方面我方肯定是吃亏的。但是为了战争,不得不勒紧自己的腰带,用宝贵的粮食去换取武器。没有东北老百姓的支持,没有各级政府同志的努力,就不会有1947年形势的转变。

在东北我军最困难的时期,金日成向我方伸出了援助之手。1946年6月,当国民党军队向南、北满大举进犯时,东北局确定了以朝鲜北部为我军战略后方的应急方针,并派肖劲光和朱理治去平壤与朝鲜政府联系,建立了东北同驻朝鲜办事处。办事处以“平壤利民公司”的名义作掩护,由朱理治同志负责,主要从事三项工作:一、做好南满伤病员的撤退、安置和战略物资转移工作;二、借道朗鲜为走廊,沟通南、北满及大连的物资交流,输送人员过境;三、向朝鲜求援和采购作战场资。

韩振纪

1946年是在艰苦奋斗中度过的,到了1947年,东北的军工生产已初具规模,部队得到了源源不断的弹药补充。韩振纪领导的珲春基地是规模最大的,在其他地方也陆续建起了若干军工厂。

珲春

***对东北的军工生产寄予厚望。1947年7月10日在给各解放区的《一年作战总结及今后计划》指示中,特别指示林彪、罗荣权:“东北军事工业应全力接济关内,目前开始的一年内,你们必须用大力建立大规模军事工业。”

8月29日答复林、罗关于进行秋季攻势的计划时又强调指出:东北我军应在明年开始平绥线作战,在张家口、北平间打开一个缺口,“将大量山野炮弹及黄色炸药向南线各军输送。他们对此如大旱之望云霓。”

11月13日,***再次电告林彪和东北局:“望东北局用全力加强军事工业之建设,以支援全国作战为目标。”***把东北军工建设提到了支援全国解放战争的战略高度,引起东北局领导人的高度重视。

实际上从1947年春季“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战役结束后,东北局就已经重视军工生产问题了。罗荣桓同志亲自抓军工生产工作,他了解到:随着战争的扩大和我军的发展,只靠日伪留下的弹药已经远远不够了。部队枪械弹药的补充,除了战场缴获外,一定要有自己的军事工业。东北有工业基础,我军的军工生产也建立了一些工厂。但是这些工厂比较分散,缺乏统一计划,质量也有待提高。为此,必须加强领导。

黄克诚

1947年8月,东北局任命黄克诚同志为东北民主联军副司令员兼后勤司令员,总管后勤的供应、军工和军需工作。为了强化军工生产,罗荣桓亲自找伍修权和何长工同志谈话,委托他们来负责军工生产工作。伍修权、何长工分别到各地调查军工企业的具体情况,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在此基础上,1947年9月东北局在哈尔滨召开东北军上会议,各地军工企业的负责同志都出席会议。会上任命何长工为军工部长,伍修权为政委。韩振纪、王逢源为副部长。东北军工生产告别了分散和小规模经营状态,进入了一个大发展时期。

根据东北局军工会议了解的情况和大家的汇报,东北局于11月7日向中央军委作了详细报告。从报告中我们可以了解当时东北军工生产的分布和规模:

军工企业的分布为:

在佳木斯以北之兴山有子弹厂、手榴弹厂及炼钢厂;

鸡西有手榴弹厂、迫击炮弹厂、小机械厂;

东安有化学厂、电器材料厂;

珲春有迫击炮弹厂(比较大),图们以北的石岘有手榴弹厂;

齐齐哈尔有六零炮弹厂;

佳木斯有修械厂;

牡丹江有修炮厂;

在哈尔滨用私营工厂组织炮弹生产,辽东辑安可造手榴弹、九二步兵炮弹,可复装山炮弹。

以上地区共有机床498台,其他机器460台,共958台。辽东最多,有241台,珲春有180台,其他地区较少。

军工系统共有6490人,其中日本人1226人,朝鲜人498人。1

947年的生产情况:原计划生产300万个手榴弹,因北满天气造成弹药返潮,秋季作战中大批手榴弹打不响,被退回来。所以限量生产,每月5万个。重点解决防潮问题。

迫击炮弹能完成10万发。利用旧子弹壳复装子弹,完成500万发。完成掷弹筒弹10万发,掷弹筒300个。打下了炼钢和化学厂明年生产的基础。

军工会议后,确定的明年生产任务如下:

兴山、鸡西、石岘、辽东四厂生产手榴弹200万个;

自制弹头复装子弹2000万发,自制弹壳300万个;后年达到子弹完全自制。

迫击炮弹50万发,珲春生产36万、鸡西10万、辽东4万。

六零炮弹50万发,齐齐哈尔生产15万、鸡西10万、哈尔滨25万。

鸡西装配掷弹筒弹25万发。

山炮弹40方发,炮兵司令部复装15万、辽东5万、大连制造20万发。

九二步兵炮弹10万发,辽东生产3万、本部生产7万。

炼钢厂1948年要求炼钢500吨,满足兵器和工具需求。化学厂要求生产出无烟火药。修械厂和修炮厂在完成修理任务同时,试制步枪和九二步兵炮。

为了完成1946年的军工生产任务,东北局从财政上拨款180万东北币,折合粮食9万吨。再抽调一批干部加强军工部门。6这次重要的军工会议,将东北我军的军工生产统一组织起来,形成了有领导、有计划的联合生产部门。何长工就任军工部长后,立即开始整顿组织、理顺关系。这不是一件容易事,东北的军工干部来自关内各个“山头”,各干一摊,要铲平“山头”,统一领导,有些同志的职务可能会受影响。好在大家都很顾全大局,不在乎升还是降,不计较官大官小。何长工撤销了原属各军区的军工部,把各纵队的修械厂一律划归军工部管理。在有军工厂的地方设立办事处,直属军工部领导。当时一共设了9个办事处,分别在珲春、兴山、鸡西、安东、齐齐哈尔、牡丹江、吉林、哈尔滨和大连。各办事处的负责人基本上就是原来那里的领导人。根据军工会议定下纳生产计划,给各办事处进行了生产分工。大家各司其职,有分工有合作,热火朝天地干起来了。

东北军工还有一个特殊的基地——大连基地。根据苏联和国民党政府的条约规定,大连被苏联租借为军事基地,国民党军队不得进入。当1945年初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南满时,我军相当一批部队和干部撤退到大连,就地隐蔽起来。东北局任命韩光同志为大连市委书记,当时大连的副市长和公安局长也是共产党员。我方的一切活动,只要不给苏方造成外交方面的因难,他们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予干涉。中共中央意识到这是一个很有利的条件,可以大有作为。1946年8月指示各地,要利用大连的工业条件,建立我们自己的军工基地。

朱毅

在进行秘密调查后,1947年春,华东财经委员会主任朱毅带领一批干部来到大连,组织军工生产。此时,从延安来的江泽民同志也带一批干部来到大连。他们在韩光等地下党的支持帮助下,同苏军交涉后,接管了一批工厂,挂起“建新公司”的牌子,朱毅任总经理,江泽民为副经理,开始大干起来。

建新公司具有双重使命:一方面为华东部队采购和生产武器弹药、军工产品,另一方面为东北部队生产军工产品,主要是提供炸药和原材料。江泽民同志主管东北的事务。江泽民,1903年生于四川江津,1921年赴法国勤工俭学。1925年入党,后被派往苏联,长时期在工厂里搞技术工作。1941年回到延安,先后在八路军总后勤部和晋察冀边区从事后勤工作。1947年被派往大连,同年10月东北军工会议后,被任命为东北军工部副部长。

建新公司的主要设备来源是接收的日伪工厂。其中机械厂4个:大连机械厂、铸造厂、模范厂和震东厂,化工厂3个:满洲化工株式会社、大华、进合化工厂。还有1个制罐厂。上述工厂设备作价25000万东北币。东北局和华东局又投资35000万东北币,这是我党在全国最大的一笔工业投资了。

1948年上半年全公司有员工6009人,其中中国职员628人、日本职员84人;中国工人5181人,日本工人116人。建新公司的化学工厂主要生产无烟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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